面對發達國家貨幣霸權的絕對優勢，相對弱勢的新興國家雖可追隨其量化寬鬆，但卻極易引發自身高通脹的負作用，而如果追隨其匯率貶值，則必將引發更為難解的全球匯率爭端。

　　人民網3月24日電，西班牙《起義報》發表勞爾茲貝奇題為“巴西宣佈對歐洲和美國的貨幣戰”的文章，稱巴西總統羅塞夫一直在抱怨歐洲和美國的擴張主義貨幣政策，這種貨幣“海嘯”損害新興國家的工業，並表示將採取一切保護本國的措施。

　　這可能是繼2009年3月我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後，新興經濟體向歐美貨幣霸權發出的挑戰。在文章中，周小川提議應“創造一種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以改革現行的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這一提議一度引發全球金融界的強烈關注。

　　不可否認，美歐經濟已趨於好轉，這固然與其自身壓縮財政支出、刺激實體經濟等因素密不可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美歐主動(或被動)啟動“貨幣戰”亦是關鍵因素——主導貨幣的持續量化寬鬆、匯率的持續貶值以及利率的持續下調，從而既可達到變相減少自身外債額度、又可達到直接提升貿易出口競爭力的雙重目的。

　　而這種“貨幣戰”所造成的負作用，被更多的轉嫁至新興國家。以我國為例，自2008年3月次貸危機持續爆發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累計升值10.4%、兌歐元累計升值25.1%；與此同時，我國的出口順差已從2008年的2954.6億美元，降至2011年的1551.4億美元，降幅高達47.5%。今年2月份我國貿易逆差額度高達314.9億美元創9年來之最。

　　新興國家挑戰美歐貨幣霸權勢在必行。不僅因為美元和歐元佔到全球儲備貨幣的60%以上，佔全球結算貨幣亦高達50%以上，更因為美歐經濟逢低谷之時，必然會有貨幣量化寬鬆和匯率貶值的衝動。而面對發達國家貨幣霸權的絕對優勢，相對弱勢的新興國家雖可追隨其量化寬鬆，但卻極易引發自身高通脹的負作用，而如果追隨其匯率貶值，則必將引發更為難解的全球匯率爭端。

　　事實上，對此新興國家近幾年亦可謂動作頻頻——以我國為例，自次貸危機爆發之後，我國央行已與中國香港、韓國、阿根廷、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白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了總額近萬億元的貨幣互換協議。此外，我國更與中國香港、越南、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開展了雙邊貿易直接結算，與印度銀行亦已形成雙邊貨幣直接結算的協議，而與巴西的雙邊結算本幣結算系統亦早于2009年即已達成共識，以大幅減少結算環節的美元仲介功能。

　　當然，新興國家在全球貨幣格局中的弱勢地位，不可能短期內徹底扭轉。美元壟斷已逾百年，歐元亦是通過打造歐元區的集體貨幣才逐漸形成相對優勢，但仍在歐債危機的強大衝擊下，險些分崩離析。新興國家要挑戰美歐貨幣霸權，需要在確保自身實體經濟健康發展、金融安全監管到位之下，系統籌劃循序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