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族至上”的家國情懷。

　　眾所周知，對任何國家民族而言，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與影響力是最為深刻、穩定而持久的。人類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不止一個，但只有在黃河流域孕育並融合中華大地其他文明發展起來的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仍能生生不息，綿延至今，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的進程，就是中華民族與中國國家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元（蒙）清（滿）入主中原的結果，進一步顯示出中華文明的多源（元）性，包容性和統一性。臺灣與大陸雖有淺淺的海峽所阻隔，且歷經荷蘭、日本數十年的殖民統治，但其思想文化的淵源、特質與發展播遷，同大陸中華母體文化卻密不可分；臺灣人民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道德倫理觀念、禮儀民俗、生活習慣等與大陸基本相同，這說明臺灣文化是華夏文化的一個支脈和延伸，並進一步豐富了中華文明。近代臺灣愛國先賢丘逢甲的成長歷程，就是鮮明的例證之一。

　　逢甲出生于十九世紀中期，這時臺灣人口的增長以閩粵移民為主轉變為以當地居民自然生殖增長為主，作為臺灣進入定居社會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視祖居地“唐山”為“原鄉”，把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臺灣看作是自己的第一故鄉，畢生懷有強烈的“臺灣情結”和本土意識，但他所接受的仍然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與熏陶，同樣遵循“國族至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先賢古訓，胸有強烈的家國情懷，深知國家統一才能保障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和黎民百姓的安居樂業。在青年時期的詩作《臺灣竹枝詞》中，他就既歌頌鄭成功率部驅荷復臺、“納土內屬、維我國家”的歷史功績，又肯定康熙帝統一臺灣，籌固海防的積極貢獻。他能突破東南海疆一隅的視野局限，從維護國家民族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的高度來評史論事，確是卓識過人。

　　甲午戰敗後的1895年，臺灣人民的反割臺鬥爭是偉大的正義戰爭，得到大陸民眾和愛國官兵的廣泛支持。割棄臺灣乃腐敗無能的清廷中央封建政府所為。丘逢甲作為一名在籍進士，其身份只是臺灣幾個書院的教師，並非胸有韜略、肩負守土衛國之責的邊陲大吏，更非權柄在握的朝廷重臣，卻能挺身而出，勇赴國難，傾家財組建義軍，面對強敵，率眾奮起抵抗。清廷割臺畀日，他“刺血三上書”，憤起抗爭，繼而倡建“臺灣民主國”，力謀自主自救，“明知末著而勢不能不拼而出此者”，這種不計成敗利鈍，不計個人得失榮辱的果敢行動，正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勇以反抗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史家王蕓生先生說得好：“當割臺之勢不免之時，臺灣有宣布自主之一幕，其事雖曇花一現，然頗足表現我中華民族之精神，尚勝于不戰而亡也。”

　　在乙未抗日保臺事敗揮淚內渡之後，丘逢甲創作了大量的念臺詩篇（“往事何堪說，徵衫血淚斑……不知成異域，夜夜夢臺灣”、“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其愴臺之痛，念臺之深，可謂字字血淚。他痛定思痛，矢志于興教育才、圖強救國的事業，堅信只要祖國強大就能收復臺灣（“大九州當大一統”、“重完破碎山河影，與結光明世界緣”。）在丘逢甲的心目中，海峽兩岸乃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謀求國家民族的富強與統一是至高無上的，並時刻把臺灣的前途命運和祖國的強弱興衰緊密地聯係起來思考，這種卓識是值得後人景仰和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