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美國作家房龍先生在書里描述的法國的情況：“他們的優點和缺點都直接產生于……地理位置。因為他們所佔據的這塊……大地，絕對是自給自足的。如果能在你的後院獲得，你為什麼還要出國，去改變一下氣候或景觀?如果只坐幾個小時的火車就能從20世紀返回12世紀，或者從一個充滿微笑、滿目青翠的古堡到達一個到處都是沙丘和挺拔松樹的極其神秘的地方，你為什麼還要周遊世界，去學習不同的語言、不同的習慣、不同的風俗?……你為什麼還”要去使用護照和信用卡、去吃倒胃口的食物、去喝酸酒，或去看僵硬的北方農民那呆板、平庸的臉孔?”
昆明人深知這一點，昆明人都是家鄉寶，老死不離開這個地方。外地人也知道這一點，他們到昆明來，是來享受生活、掙錢、放松、旅遊、做愛、吃喝、攝影留念、穿花裙子、呼吸空氣和陽光，甚至于娶妻生子，沒有哪個會想到這里來叱吒風雲，領導時代潮流。這個城市從來沒有成為過歷史上某某大戰的戰場，也沒有建造過一座全國頂禮膜拜的宮殿，它大批量出產的是默默無聞的小市民、淑女、母親、綁著小腳的老外婆、奧勃羅摩夫式的人物和永遠令人流口水的小吃。
在遙遠的高原上，昆明天高皇帝遠，對改朝換代不感興趣，對中原逐鹿不感興趣。“竊人生最關緊要之事莫為衣、食、住三者；天下最傷情之事，亦莫如生活被人剝奪。”(20年代昆明工商界的一份文件)昆明感興趣的是過日子、“口福”，市民人生的三件大事是“烤太陽、吃茶、衝殼子(聊天)”。這就是昆明世界的生活。一個無比緩慢的城市，人們有的是時間來把生活精雕細刻，而置那氣喘吁吁的叫做“時代”的列車于不顧。懶散，慢吞吞，“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無疾而終。你要去改造世界、去奪取天下、去“彼可取而代也”，你就離開昆明。
呆在昆明，永遠沒有君臨天下的機遇。雲南出產的大人物鄭和?聶耳都是離開了昆明，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延安去……才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和聲名。對于野心勃勃渴望風起雲涌的人物來說，昆明是一潭死水，一個不會成功的地方,一個不會“出事”的地方，永遠落後于時代，在時代的聚光燈之外，總是位于“過時”之中，總是處于“生活在別處”的焦慮中，孤獨、寂寞、永遠趕不上時髦。但對于一個熱愛日常生活超過“日日新”的在路上的生活的人來說，此地卻是一個充滿生活之歡樂的天堂。正如昆明詩人孫髯翁在著名的大觀樓長聯所說：“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三春楊柳、九夏芙蓉”。這是一個對身體而不對野心有益的城市，它是為人生為棲居而創造的，它代表的人類建造城市的最樸素的理想。它不是某種文明或徵服史的象徵，它不是一個文化上的符號、建功立業的碼頭、你唱罷我登臺的戲臺。它只是大地、花朵、燦爛的陽光、豐饒的物產、只是讓人安居樂業的寓所。如果你要過日子，你就留下來。選擇或拋棄昆明，這是一種人生態度、一種哲學立場。一個功利主義者、歷史決定論者、一個渴望“日日新”的人物會放棄昆明，但一個存在主義者、一個享樂主義者、一個古典主義者、一個李漁式的人物則會選擇昆明。
直到20世紀初，昆明已經成為雲南高原上惟一的現代城市，據民國十一年(1922年)的調查、昆明有普通住戶25266戶，船民住戶465戶，寺廟僧道106戶，合計25837戶，共十一萬八千多人。這個城市依然過著一種樸素的、怡然自得的生活，這種生活對于已經風起雲涌的19世紀來說，簡直就是一個遙遠的夢。人民早睡早起，很多人家是雞鳴三遍起床，到60年代依然如此，我小時候最討厭的就是我外祖母養的雞，它總是五點半就開始啼叫，但我並不以為這有什麼不對，難道世界和人生可以沒有雞叫麼?晚間城門及柵欄關得很早，大南門晚9時關閉。其它各城門5點關閉。城內各坊、各柵子也在10點左右關閉。每天下午5點，一聲炮響，東、北、西城門關閉。夜10點又一炮，全城所有門都關閉，要進出城門只有等天亮了。此種風氣一直傳到今天，昆明現在還經常一到夜里12點，許多單位公寓就要關大門，許多人就恐慌起來，“要關大門了！”只好結束了剛剛開始的夜生活，趕回家去。
舊日昆明的時間是多種多樣的，還沒有統一到格林威治的12個數字上來。雞鳴是一種時間，鳴炮是一種時間。早晨街道上鋪面下門板的聲音是一種時間，黃昏賣紙煙的鋪子掌燈是一種時間，小巷里櫻花落下是一種時間。太陽照著劉家的房頭草是一種時間，火車的汽笛聲從南方的天空下傳來是一種時間，倒垃圾的大爹搖響鈴鐺是一種時間，雲南大學的鐘樓敲鐘是一種時間，有人挑著山茶花來賣是一種時間、燕鴻居開始賣陽春米線是一種時間，有閒階級看看手腕上的表、是一種只有一個枯燥羅馬數字、沒有氣時間，有閒階級看看手腕上的表、是一種只有一個枯燥羅馬數字、沒有氣味色彩光線變化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