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銀行中國局的局長，杜大偉（David Dollar）實際上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位積極參與者。在北京任職的4年多時間裏，他不僅見證了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和進步，他和世界銀行也為中國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寶貴的支援。由於他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興趣和熱愛以及他的經濟學家背景，杜大偉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思考有著獨特的視角。他認為，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稱得上是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事件，不僅推動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經驗。
在談到中國經驗時，杜大偉著重談了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是中國的改革方式。他認為，重點不在於中國改革了什麼，而在於改革的方式。他説，人們往往認為中國改革的特點是“漸進式”，我認為用“務實性”來描述更準確。中國真正遵循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理念。在改革的許多領域，先對新的想法進行小規模試點，成功後再迅速推廣。最好的例子之一是先在特區開放貿易和外資試點，取得良好成效後迅速擴大到沿海開放城市，然後再擴大到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最後覆蓋全國。
第二是融入全球化並證明其有助於加速發展。杜大偉説，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與其他同等每人平均收入水準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堅持開放進口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1990年前後，當中國的進口關稅稅率在40%左右時，印度、巴基斯坦等大的發展中國家的關稅稅率則高達80%—100%。隨著中國實行貿易自由化和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將關稅稅率再次降低到10%以下——當時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稅率仍保持在20%以上。中國對於外國直接投資也更加開放，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資流入地之一。直接投資帶來了新技術、管理、培訓以及與全球供應網路的連通，構成中國製造業生産力穩步增長的推動因素之一。
第三條經驗是中國的投資環境令人讚嘆。他説，中國有許多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目前也包括一些內陸城市，具有非常好的投資環境，基礎設施、物流和監管等環節比較成熟，成立新企業、貨物進出港和通關、電力和通訊設施等都比較便利。當我們對電力供應的可靠性、通關所需天數、運輸時間和成本等指標進行比較時，中國的沿海城市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相比具有優勢。
杜大偉補充説，良好的投資環境除了緣于中國進入全球市場的意願外，還得益於中國城市之間始終比較健康的競爭。中國具有分權化的財政體系，這使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動力來構建良好的投資環境。做得成功的城市吸引了投資和勞動力，以極快的速度增長，並成為其他城市學習的榜樣。中國通過允許一些城市“先富起來”，建立了繼續改革和改善的良好動力。
不過，杜大偉也強調，其他發展中國家可以學習和借鑒中國的經驗，但不能單純靠照搬中國的做法取得同樣偉大的成果。他認為最有借鑒意義的，就是中國“務實性”的改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