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聞報》的“突然死亡”在英倫三島乃至西方引起軒然大波。
重新審視《世界新聞報》的興衰與沉浮,我們不能不談及西方100多年來時起時伏、時隱時現的“黃色新聞”。《世界新聞報》堪稱生産“黃色新聞”的“高手”。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是由於《世界新聞報》在黃色新聞生産線上的頻頻“出手”和接連“失手”,最終導致了它的多重迷失與自我毀滅。
黃色新聞,是西方新聞報道和媒體編輯的一種取向,指用極度誇張及編造情節的手法來渲染新聞事件,尤其是關於色情、暴力、犯罪方面的事件,達到聳人聽聞、促銷牟利的新聞報道。黃色新聞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美國新聞史上,源自19世紀末美國兩位著名報業大亨威廉 赫斯特與約瑟夫 普利策的“報刊大戰”。
1969年,默多克正式接手《世界新聞報》而登陸英倫。從此,《世界新聞報》也在默多克的引領下,走上了一條“黃色新聞”的不歸之路。儘管壓垮《世界新聞報》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它對13歲失蹤女孩米莉 道勒語音信箱的竊聽。但真正的敗因卻是它在傳媒大亨引領的這條路上所表現出媒介權力的迷失、新聞理念的迷失、技術應用的迷失和職業操守的迷失。傳媒,在西方國家被稱作“第四權力”,對廣大受眾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世界新聞報》及英倫三島的媒體從業人員都在博弈中謀求“借力”。
既然是權力,傳媒就擁有了與生俱來的擴張本性。《世界新聞報》堪稱是一家秉承第四權力理念的新聞媒體。在長期的經營中,《世界新聞報》媒介權力方面惡性膨脹,它在與某些利益集團和權力機關長期“互動”中,形成了一種特立獨行的“個性”——以製作聳人聽聞的新聞來滿足受眾窺探的慾望。為此,《世界新聞報》不惜斥重金聘請私家偵探,啟用不正當甚至是違法的手段監聽新聞人物的私人電話,並且從錄音中“整理”出獨家新聞報道,滿足受眾的好奇心。正是這種媒介權力的迷失引發眾怒並成為它自我毀滅的“死穴”。
記者的職責是了解真相,收集資訊,獲取新聞。但不能為了獲取資訊而不擇手段。《世界新聞報》用竊聽的方式獵取訊息,與西方一貫推崇的“民主、人權”、標榜的“新聞自由”是自相矛盾的。其從業人員和雇傭的私家偵探所行使資訊收集權、新聞採訪權與新聞報道權時採用的非法手段,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名譽權、知情權和隱私權,這是一種“新聞濫權”、“新聞越權”和“新聞霸權”。如果新聞從業者把所有這些特權當做掩蓋虛假新聞的藉口,受眾獲得的資訊豈能確保“真實”和“客觀”?
客觀、公正、獨立、真實地報道真相,服務於公眾而不是服務於某一或某些利益集團,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公眾的資訊需求和知情權力,這是“新聞專業主義”崇尚的核心內涵和新聞理念。
普利策曾把媒體視為文明社會崛起的一股強大力量,同時也認識到新聞業良性運作的難度。正因如此,他提醒人們:“新聞事業的最難之處就是既要保持新鮮報道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確和良心的約束,而不是隨心所欲。”美國著名報人李普曼説過:“新聞工作人員內心深處的希望和敬畏,才是最大的新聞檢查者。”
《世界新聞報》前主編、英國首相卡梅倫的前媒體主管庫爾森曾要求其下屬“不惜一切代價找到新聞”。這種為了獲得“獨家消息”而隨心所欲甚至是不擇手段“找”出來的新聞,會是“真實”“客觀”而“可信”的嗎? 號稱最大的英文報紙《世界新聞報》的關閉告誡人們,迷失了新聞理念,喪失了傳媒誠信和職業道德的傳媒,可能會得意于一時,但最終必遭受眾的唾棄和歷史的淘汰。
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經講道:“一切新生的傳播手段都在徹底地改造我們,以致我們的一切都與之接觸,受之影響,為之改變。”從平面媒體到視聽媒體,從網路媒體到移動媒體,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新月異的傳播技術引領人類進入新的傳播時代。與之相適應,新聞從業者的資訊採集、製作和傳播理念正在發生著革命性的改變。
現代傳播技術與設備的廣泛應用,極大地促進了當代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為傳播者和受眾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利用現代技術和通訊設備以不正當甚至非法的手段竊取資訊,這是《世界新聞報》訊息技術應用上的迷失。
默多克新聞集團通過資本運營取得一家家傳媒的“控股權”,通過這種控股權實現了對新聞資源與意見資源的壟斷,進而影響和操控著不同範圍的話語權並謀得了最大利益。在這種壟斷的陰影下,新聞的客觀、公正黯然失色。在這一利益集團的操控下,《世界新聞報》肆無忌憚地竊聽,上至王室成員、國會議員、影星球星,下至普通百姓,毫無顧忌,最終自食其果。為了取得獨家新聞,不遺餘力地生産大量獵奇、八卦的新聞,這與西方傳媒界一直遵奉的“新聞專業主義”是格格不入的。《世界新聞報》是默多克新聞集團在英國賴以起家之地。儘管默多剋父子都閃爍其辭,謀求斷尾求生,但由新聞集團的資本操控迷失所引發的多重迷失的教訓是慘痛的。(作者張民華係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