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魚樵村：兜住武漢大部分洪水 村民記不清被淹次數

　　8月7日，漁樵村村民劃著小船回家。 本報記者 周有強攝

　　閆鬥菊看著被洪水洗過的家。 本報記者 周有強攝

　　武漢轄區內，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星羅棋佈。從漁樵村到主城區的直線距離只有57公里。

　　閆鬥菊站在剛剛才從大水中露出全身的房子裏悽然一笑：“收拾一下，還是能住人的。”

　　洪水來前，村民撤離時，民警姚衛群卻留了下來。經歷過四次抗洪，他對20年前“人在堤在，誓與大堤共存亡”的口號記憶猶新。

　　重建時，劉煥明總要四處借錢，村裏一位老爹都盡力幫他。新收了棉花給老爹先打一床棉被，水稻成熟先給老爹嘗嘗，對他而言，這就叫恩情。

　　家在分洪區是什麼感受？無奈中生長頑強，失望裏萌芽希望，人們在學習如何與自然和解。

　　1次、2次、3次、4次……

　　自從1983年12月嫁到魚樵村，閆鬥菊記不清自家的房屋“被淹了多少回了”。

　　魚樵村是武漢市蔡甸區消泗鄉的14個行政村之一。消泗鄉距離武漢主城區79公里，由於地勢低窪，歷來被稱為“水袋子”，遇大雨“十有九淹”。過去半個世紀裏，這裡兜住了武漢大部分洪水。有時候水淹到腳踝，有時候齊腰深，還有些時候，整個村莊都浸泡在水中……

　　從23歲花信年華到55歲知命之年，32年間，洪水一次又一次席捲了閆鬥菊的家。她連同她所在的村莊，又一次一次從洪水中站了起來。在這片雲夢澤之地，人們與水為伴，與水相鬥。

　　“結婚前，沒想那麼多；等考慮週到，晚了。”她手裏拿著一把雨傘，從船上跳進泡在水裏20多天、剛剛才從大水中露出全身的房子裏，回過頭，悽然地看著。

　　打了水漂

　　8月7日，立秋。

　　大半個魚樵村還浸泡在汪澤之中，又迎來一場雨。

　　閆鬥菊和一袋蛇皮袋行李、兩箱速食麵，擠在一隻不到1米寬的小船上。岸邊的人輕輕一推，船夫用桿一撐，搖搖晃晃地，朝著水澤深處的家出發了。

　　船隻漂在浮萍綠草間，目之所及，隨處可見大水衝過的痕跡：漂浮的房樑、垮塌的民屋、挂滿垃圾袋的枝丫、斜靠在墻邊的木門和只露出紅色瓦頂的廁所。

　　7月5日，由於暴雨連綿，消泗鄉多處湖苑民堤出現險情。蔡甸區決定：緊急轉移消泗鄉12個村共計1.6萬名群眾。閆鬥菊便是這1.6萬人之一。

　　轉移到安置點後，這是閆鬥菊第一次回到家中。“趁著水位降下去，想把屋裏收拾一下，總是要回來的。”

　　是啊，總是要回來的。可是下了船，進了門，這棟已顯露破敗印記的一層半磚房內的景象，還是讓她吃了一驚。

　　廚房的地板上堆滿了泥土、樹枝和木塊；灶臺上積了一層厚厚的泥沙和黑屑；綠色的不明粘液凝固在一口大鍋裏，被洪水“煮成”了漿糊。踩在骯髒鬆軟的沉積物上，穿過廚房，在走到客廳的過道間，被水掀翻的木桌、橫倒豎歪的房樑、已經斷裂位移的土坯墻以及各種亂七八糟的雜物，雜亂地攪在了一起。

　　沒有粉刷的粗糙泥土墻體上，滿是烏黑的印子，墻上1米多高的水漬，顯露了洪水這只猛獸留下的爪印。儘管水已經退出了房屋，在污水裏浸泡了20多天后，混合著家禽排泄物、公廁糞便和死魚死鴨的腐臭氣息瀰漫在空氣中，一陣陣地，讓閆鬥菊不得不捏鼻屏息而行。

　　相比雜亂的屋子，更讓閆鬥菊憂慮的是農地。洪水來前，家裏的6畝玉米和4畝黃豆，葉子都開始黃了。扁平寬大的葉叢中，一根根玉米棒又粗又壯；一株株黃豆苗莖稈硬實，也結滿了肥大的黃綠色豆莢。

　　如果沒有這場水災，閆鬥菊現在應該處於每年最忙的收割時節。可是現在，“全被大水沖走了”。

　　過去，一年的收入被大水“沖走”，為了供孩子上學，居住在閆鬥菊家對面的劉煥明不得不到處借錢過日子。

　　那時，村裏高地上有一位如今已80多歲的老爹，每次都盡力借錢給他。等到下一年，收上棉花了，劉煥明總會先打一床棉被給他；水稻成熟了，總會先送去讓他嘗嘗鮮。“別人在你困難時幫助了你，這份情，永遠也還不清。”

　　現在，孩子們都已長大，可以掙錢了，家裏的壓力也小了。48歲的劉煥明雖然依舊焦心，卻沒那麼無助。他只是一邊感嘆，“現在種地是越來越不掙錢了”，一邊用手指掰著：前年，玉米一公斤2.2元，去年只有1.8元，今年價格估計會更低。

　　閆鬥菊家的28畝魚塘，也被這場大水沖走了。塘地的水草，像是被鏟車連根拔起，翻到了塘外的鐵絲網上；鐵絲網被撕出了一道道口子，“缺胳膊斷腿”，難以再次合圍住魚塘；魚塘裏的魚早已被水流沖走，不知所蹤，只剩下些翻著魚肚的死魚了。

　　提起魚塘，去年剛剛擴張承包了45畝的楊先平一個勁兒地嘆息著。他很清楚一場大水意味著什麼——“淹一次，三年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2015年時，魚市行情不好，楊先平魚塘的魚，有許多沒賣出去。今年變成魚苗，本想用來翻本。如果一切順利，到今年冬至，魚苗都長大後，全部賣出去的話，至少有25萬元的毛收入，8萬到9萬元的純利潤。

　　小兒子也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了。他本打算等賣了魚，把手裏的錢湊一湊，就給兒子湊出一個房子的首付來。可是現在，“買房的錢全打了水漂”。楊先平坐在小板凳上，揮舞著雙手，擠出苦苦的笑。

　　“搞不贏的”

　　在打水漂之前，楊先平盡力了。

　　冬天築壩，夏天防汛，每年7月到9月，水位是最重要的度量衡。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熟記著自家的海拔，對照著大壩上的刻度，計算著自己的生活。

　　可是，今年的雨太急了。氣象部門的數據顯示，從7月5日早上8時至7月6日淩晨6時，消泗鄉降雨量達200毫米，“24個小時，下了全年三分之一的雨”。

　　“水來得太快了，搞不贏的”。7月5日，下午6點過後，有人來敲門：政府要組織大家轉移，公交巴士就停在魚樵村村委會附近。和水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漁民楊先平知道，大水又要來了。作為杜家臺分蓄洪區的組成部分，消泗歷來要承擔洪水洶湧時的調蓄與分洪重任。杜家臺分蓄洪區位於長江與漢江的交匯地帶，歷史上曾經是長江的天然洪泛區。像這樣的分洪區，全國共有97處，共3.06萬平方公里，蓄洪面積約等於7166個西湖。

　　自1956設立後的60年內，杜家臺蓄洪區已啟用分洪21次。消泗也曾在1983年和2010年，因為分洪而兩次實施大轉移。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67年間，內澇、長江倒灌、漢江分洪……消泗遭遇大大小小的水災多達數十次，有時候甚至一年兩次。

　　楊先平記憶比較深的，就有8次，包括1964年、1983年、1984年、1991年、1996年、1998年以及2016年。這幾次，他的房屋都被淹了。

　　但楊先平還是捨不得走。他穿上下水衣，在瓢潑大雨中趕往魚塘，把柴油機、抽水泵、船隻和電線等運到了高臺上。還有用來喂魚的小麥，13500公斤，用麻袋碼著還放在一樓的客廳裏。這也得搬到高臺去，“否則大水一來，全部泡湯”。

　　必須爭分奪秒，他一直忙到了夜裏很晚，臨睡前，還把家裏一樓的傢具搬到了二樓。魚塘的網，只能第二天去扎了。儘管扎了，魚也不一定留得住，但不扎肯定會被全部卷走。

　　希望明天的雨能小點，潰口處的水來得慢些，楊先平還想著，“1998年那麼大的洪水都沒轉移。萬一第二天雨就停了，水下去了呢？”

　　其實，楊先平並不是唯一這麼想的人。魚樵村村支書陳為炳説，村裏3640人，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外出打工，今年實際轉移的人數只有2400人，“最不願意走的，絕大多數是住在高臺的老人。他們捨不得家裏的東西，也覺得住得高，水淹不了，抱有僥倖心理。”

　　“這期間村子可是停水停電的，天氣熱怎麼辦？沒有水怎麼辦？”陳為炳總會勸説這些老人，現在安置點有吃有喝的，還發放生活用品，條件挺好的。

　　後半夜，雨勢不停。大水就要漫過來，不走不行了。早晨，帶著遺憾和不捨，楊先平不得不坐上公交，離開村莊，去往災民安置點。

　　閆鬥菊是5日晚上走的。被如豆的大雨打濕了全身，她上車後發現，整個公交車上的氣氛異常凝重。雖然旁邊坐著的都是相識的鄰居，但沒有人聊天。

　　劉煥明收到轉移的消息時，正抱著被電閃雷鳴嚇哭的孫子。兒子和兒媳都出去打工了，把1歲的孩子留給了他照看。

　　當晚10點，匆匆忙忙中，還沒把一樓剩下的傢具搬完，劉家兩老一小匆忙上了公交車，洪水就要來了。

　　劉煥明還真見過洪水來臨時的樣子。1983年，杜家臺炸堤分洪，魚樵村全村的房子都被淹了。

　　那會兒，政府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專門派人派車來轉移群眾。他們全家11口人就帶著鍋碗瓢盆和油鹽醬醋，在村子的高臺上搭起帳篷住。由於是炸堤分洪，潰口幾百米、幾百米地裂，水流來得特別快、特別急。劉煥明在高臺上，看著自家那片土砌的瓦房“一下就被大水捂住了，只露出了一個個屋頂”。

　　瓦房在水裏一泡，基本上都倒塌在了洪水中。後來，高臺也被水捂了，劉煥明一家只好坐著船，到臨近的仙桃市西流河鎮去避洪。

　　等大水退去，他們從仙桃市回來，用政府發放的油氈瓦，花了7天時間，在原來的地方又重建了房屋。

　　築堤建垸

　　當劉煥明、閆鬥菊和楊先平先後從魚樵村撤離時，消泗鄉派出所的副所長姚衛群卻留了下來。

　　村民們離開時，害怕洪水將房子的大門沖毀，都將家門敞開著。這是長期生活在分洪區和洪澇頻發地域的人們的生活經驗。

　　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姚衛群和他5名民警同事全天候駐守在這片面積超過140平方公里，相當於19608個標準足球場大小的土地上，以確保村民們的財産安全。

　　1993年參警，姚衛群一直在消泗鄉內工作，參與了1996年、1998年、2010年和2016年洪災的抗洪搶險工作。從1996年到2016年，20年間，姚衛群和消泗鄉村民對抗洪水的手段和能力也在悄然進步。

　　1996年，為了阻擋洪浪，姚衛群和同事不得不把割下的蘆葦，扔到堤壩旁的水裏，再用木樁固定住；現在，他們只需要把用高分子防水透氣材料加上布料複合布料製成的防水布，往水裏一鋪，就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20年前，為了加固堤壩，從各村前來支援的村民扛著沙袋、背著土方、推著翻鬥車，那時候的口號是“人在堤在，誓與大堤共存亡”；今年，偌大的堤壩上，在汛情不緊張的時候，只是幾輛貨車裝著石料、木樁和編織袋在來來回回地穿梭。

　　裝備升級了，機械發達了，氣象預報也越來越準了。但這些，似乎都沒有減緩洪水肆虐的步伐。

　　在62歲的老村支部書記龔建波眼裏，魚樵村早已不是他小時候的樣子。那時候，村民的房子就建在湖上。往遠處一望，不是蘆葦蕩，就是白茫茫的天際一線。“出門就是水，出行都離不開船。”

　　由於地處分洪區，人煙稀少，即使到1957年，全村也就600多人。上個世紀70年代，從臨近的沔陽遷來許多移民，沔陽是過去的叫法，現在已經改名為仙桃。

　　當時，沔陽地少人多，一個青壯年做一天工，只能賺到三四角錢的工分，每天都是半飽的狀態。而在魚樵村乃至消泗鄉，做一天的工，可以賺一元錢的工分，不但可以填飽肚子，有時候隊裏還會分余糧，“生活水準比沔陽不知道高到哪去了”。

　　隨著移民增多，村民們開始在分洪道一側築起圩堤，依洪堤建起圩垸。原來的湖泊變成了村民的農田，種上了玉米、黃豆和芝麻；原先的水域也被切割出一口一口魚塘，養上了魚苗、龍蝦和螃蟹。

　　分洪區雖然有危險，但是越來越多人來此定居，零星的房屋形成密集的村落，連成了一片。為了保住農田，村民們必須努力修築大壩，因為在夏天，民垸內的水位，低於河道裏的水位，不修堤壩，這裡就是一片濕地。

　　龔建波記得，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魚樵村就已聚居了3600多人，“超過80%都是從外面遷移過來的”。

　　總面積達614平方公里的杜家臺分蓄洪區，正是由魚樵村這樣21處大大小小的民垸，以及自然洼地和分洪道組成的。

　　也正是在這個時間段內，武漢湖泊總面積急劇減少，僅1973年~1979年間，湖泊面積就減少超過300平方公里，萎縮近30%。湖泊面積的減少，再加上城市快速擴張造成的地面硬化，使得土地的納水能力大為降低。

　　不過，湖泊數量的減少並不是今年武漢市內澇的主因。武漢市水務局7月6日表示，武漢遭遇內澇主要有地勢低、暴雨頻發、外江水位不斷上漲、排水系統建設標準偏低等原因。

　　1998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後，國務院提出“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的政策。與此同時，國家不僅對蓄滯洪區實行嚴格的人口政策，限制區外人口遷入，鼓勵人口外遷，還不斷加強長江幹流的堤壩建設，並於2006年建成了三峽大壩。

　　在閆鬥菊的記憶裏，上一次房屋被淹已是1998年的事情，“十幾年了，還挺平安的，哪想到今年又發水呢？”

　　水利部在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長江流域防洪工程體系中，存在不少重要支流和湖泊堤防還沒有加固，一些連江支堤與長江幹堤沒有形成封閉保護圈，大多數中小河流防洪能力偏低等問題。

　　老支書龔建波見識多，他分析，今年長江幹流保住了，説明長江堤防建設得不錯。“今後，能不能把建設長江幹流堤防的經驗，運用到內湖內河的堤壩建設上呢？”

　　搬出分洪區

　　無論堤防建設能不能得到加強，被轉移的村民還得回到洪水退去後的家園。

　　劉煥明現在居住的這座房子，重建於1991年。為了防洪，特地加高了地基，在房子外建了十幾級石階。

　　這些石階記錄下了不同年份的大水曾吃水的位置：1996年，大水淹了臺階兩格；1998年，洪水沒了三格石階；今年，水流直接衝到了門檻處。

　　看著房前的積水，他一臉惆悵。在水退之前，什麼也做不了。“年輕人還可以出去打工，可像我們這個年紀，誰要啊？”

　　其實，如同中國的許多農村，魚樵村的年輕人也大多出去打工了。而且不僅他們自己沒打算回來，父輩們也不希望他們回來，“回來分洪區，難道再受洪水的苦嗎？”

　　今年的魚苗全部被淹，楊先平籌劃，如果明年養魚的本金不夠，那就喂蝦子或者螃蟹，如果有人來承包的話，他就把魚塘承包出去。儘管他也知道，這樣的幾率很渺茫了。一個外地的老闆投資了4000多萬元，在魚樵村旁邊的張家大湖裏種蓮藕，結果今年全被淹了。“別人不知道這裡的情況，可能還來；知道了，誰還願意來？”

　　事實上，按照《防洪法》的規定，被劃為蓄洪區的地方必須嚴格控制産業和人口，否則違規資産將得不到合法賠償，儘管賠償標準本身也很低。

　　正因如此，消泗鄉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家工廠”，大多數村民靠養魚種地為生。

　　這樣的經濟條件，再加上地勢低的特徵，使得每次洪水來襲，消泗都首當其衝。消泗地處通順河行洪道的南側，北側是洪北大堤，保護著沌口、常福、永安和侏儒等廣大人口密集地區和工業園區免受洪水威脅。

　　年輕時，楊先平也想過積攢點錢，搬出村莊，“哪個不想從這裡搬走啊？還不是沒有條件。”

　　魚樵村下轄興無垸和漁漢垸，前者地勢較高，後者地勢較低，更經常被水淹。2010年全村分洪大轉移後，魚樵村就曾向消泗鄉打報告，希望能將漁漢垸的40多戶村民集體搬遷到興無垸去。

　　“我們都做好了村民的工作，對房屋進行了登記，就等拆遷了，結果由於鄉政府財政緊張，申請的匹配資金不到位而放棄了。”魚樵村現任村支書陳為炳説。

　　甚至，還有蔡甸區人大代表曾經提案，希望對整個消泗鄉進行整體搬遷，“劃定一個地勢較高的穩定的安全區”。但提案報上去，至今還沒有回應。

　　陳為炳也知道，搬遷不僅僅是另找一塊地的問題，還有就業、醫療、教育、交通等一系列問題。

　　水利專家向立雲曾表示，從全國範圍的現狀來看，淮河流域的蓄滯洪區使用頻率最高，2003年淮河大水以後，很多蓄滯洪區的人口都搬遷了；海河流域有20多個國家級蓄滯洪區，但是長時間沒有使用，人口也沒有搬遷，管理相對比較鬆散；而長江流域，1998年洪水之後也搬遷了一些人口，但再往後，推進蓄滯洪區安全建設方面做得並不多。

　　如今，經歷的洪水多了，楊先平也慢慢習慣了。讓他稍感欣慰的是，自己的大兒子已經離開湖區，在武漢市蔡甸區經濟開發區買了房子，“以後不用再受洪水的侵擾了”。這也是他執著地想為小兒子在城市裏買房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城市的條件好，還因為這就意味著他可以永遠離開分洪區。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只有讓子孫來完成了。”楊先平這樣想著。

　　生活在繼續

　　其實，在消泗鄉所有受災的村子中，與魚樵村臨近的九溝村，才是最嚴重的。61歲的代義寬在安置點待了25天后，儘管還可以繼續住下去，但他還是決定回家，即使水還未完全退去。

　　他曾在7月15日偷偷跑回來過一次。那天，穿著下水衣，蹚過幾百米齊腰深的臭污水，才終於踏進自家屋內。一樓沒來得及搬動的傢具已完全浸泡在了水裏，他爬上樓梯，到了二樓，脫了衣服，找了張椅子坐下。

　　“魚沒了，菜沒了，稻沒了，什麼都沒了”，這位兩鬢微白的老漢在腦海裏一邊盤算著，一邊將眉頭皺得更緊，“今年損失了多少？明年怎麼生存？拿什麼搞投資？生活如何繼續？”

　　枯坐一個多小時後，他從嘴裏擠出三個字：想不清。可“想得清，生活得過下去；想不清，生活也得過下去”。

　　這兩天，村支書也找過他們，説政府組織的災後重建方案正在落實下來。晚上9點，關掉手電筒的光，點了蚊香，他們便在黑沉沉的夜裏睡去。

　　夜晚來臨之前，閆鬥菊有的忙了。打量了一圈自己的房子後，她輕輕地説道，“收拾一下，還是能住人的”。

　　這句話算是自己給自己的安慰吧。1998年特大洪水時，孩子還未成家，很多地方還需要用錢，家裏的魚塘被淹在水裏，她一路哭到了安置點；2016年，魚樵村再次進水，她沒有再流淚，“任何人都不想淹水，但沒有辦法。這是人扛不住的，人不能與天鬥”。

　　在閆鬥菊的眼裏，沒有洪水的消泗鄉還是很美的。夏季，玉米棒還未結出，堤內是滿眼翠綠欲滴的青紗帳，堤外是在碧綠蓮蓬間盛放的荷花；秋天，到處都是秋收的喜悅，黃豆和玉米黃燦燦的，惹人高興；冬天則是一望無際的蘆葦，以及從北邊飛來過冬的候鳥和野鴨。

　　“這本來就是休水的地方，不要與大自然做鬥爭。”閆鬥菊算是想明白了，現在國家提倡退田還湖、退耕還湖，不都是在做著與大自然和解的工作嗎？

　　閆鬥菊希望洪水能早點退去。這樣，她還能趕在9月中旬之前，在地裏種下幾渠油菜。等到來年春天，這些油菜開花了，她想，在陽光下，那一定是一片金黃色的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