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身處政要之旁，使汪日章更容易看到國民黨官僚體制中的弊端和官場的腐敗。下面是他寫于1941年5月10日的日記：
“與孫希文晤談，並晚餐。談目前行政組織及幕僚長均各不健全情形，甚詳。有亡國現象，為之唏噓。”
孫希文也是蔣侍從室內的重要文員。早在1941年，汪、孫兩人已從國民黨官僚體制中的弊端看到了敗亡的危險。汪後面的日記則揭示了體制弊端和官場腐敗的具體現象：
“環顧國內各機關辦事效率往往互相抵消，人員仍為老朽之輩。政治路線不重經濟，十餘年來仍在政治上、人事上打圈子，社會惡勢力藉以養成。人力、物力浪費于私人鬥爭。瞻念前途，不寒而慄。”（1944年2月4日）
“近來政府用人，多不學無術者。貪污敗壞層出不窮，民間已少信仰。有言‘讀書者不能做官，做官者不必讀書’。充斥于仕途者，大率粗俗不堪之人、利欲熏心之人。則國何以治？人民將焉得安居而樂業乎？”（1945年1月21日）
本文摘自：《錢江晚報》2010年11月17日第D3版，作者：張學勤 呂紅，原題：《<汪日章日記>透露的秘密》
現存《汪日章日記》連頭帶尾有9年，即從1941年1月至1949年2月。但筆者在閱讀時，意外地發現，這部日記中還夾雜有1936年的5天日記，以及汪日章寫于1946年的回憶西安事變的文章——《十年前的回憶》。所以，這部日記還與1936年的西安事變牽上了關係。
逼出來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的軍事重點就是圍剿紅軍。所以《汪日章日記》所存1936年的5天日記中，有三天與“剿匪”有關。請看：
“匪竄晉，委座電張學良等派廿五師先渡河，並指示部署。電閻錫山，教以剿匪法。”（3月5日）
“委座電劉經扶、商震等關於剿匪調動軍隊事。”（3月7日）
“電劉經扶、關麟徵構築工事應注意之處。”（3月10日）
當年11月，蔣介石以避壽之名，趕往洛陽，其實是在洛陽作進一步的軍事謀劃。蔣當時有兩套方案：一是逼令東北軍、西北軍開赴陜北前線圍剿紅軍，中央軍則在後接應督戰；二是張學良、楊虎城如不願剿共，東北軍和西北軍調往閩、皖，由中央軍進入陜西、甘肅剿共。顯然，這兩套方案都是張、楊無法接受的。
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坐火車前往西安，直接威逼張、楊所部剿共。蔣介石到達西安，不住西安城，而住臨潼華清池（也是出於戒備考慮）。在臨潼華清池，汪日章曾親耳聽到蔣、張之間的對話：
“有一次，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行‘哭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大聲斥責説：‘你這樣，我要槍斃你！’憤怒的聲音，室外都可以聽到。當時，我就擔心，這樣逼下去總是不好的，會不會和張學良鬧翻了？”
12月12日清晨，西安事變爆發。汪日章被槍聲驚醒，他的房間就在蔣介石隔壁，“其窗戶墻壁均為彈穿”。汪因躺在床上不動，所以毫發不損。
蔣介石被捉後，蔣的隨從人員都被裝入一輛卡車，直駛西安城。然後，被押入一座院落內，裏面全是地鋪，一律就地躺下。下午四時許，有人點名要把汪日章等四個級別較高的官員帶往別處。汪當時感到凶多吉少，受驚不小。
1946年12月23日，汪日章寫下了《十年前的回憶》一文，講述了自己在西安事變中的經歷，並留下了這樣的感嘆：西安事變“事先的計劃佈置，由事實的反映不難推知，當時空谷來風，大概已知其情，但總以為不至如此之甚。”顯然，汪日章等人在事變前已有所戒備，但心理準備還是相當不足。
記錄國民黨潰敗軌跡
身處政要之旁，使汪日章更容易看到國民黨官僚體制中的弊端和官場的腐敗。下面是他寫于1941年5月10日的日記：
“與孫希文晤談，並晚餐。談目前行政組織及幕僚長均各不健全情形，甚詳。有亡國現象，為之唏噓。”
孫希文也是蔣侍從室內的重要文員。早在1941年，汪、孫兩人已從國民黨官僚體制中的弊端看到了敗亡的危險。汪後面的日記則揭示了體制弊端和官場腐敗的具體現象：
“環顧國內各機關辦事效率往往互相抵消，人員仍為老朽之輩。政治路線不重經濟，十餘年來仍在政治上、人事上打圈子，社會惡勢力藉以養成。人力、物力浪費于私人鬥爭。瞻念前途，不寒而慄。”（1944年2月4日）
“近來政府用人，多不學無術者。貪污敗壞層出不窮，民間已少信仰。有言‘讀書者不能做官，做官者不必讀書’。充斥于仕途者，大率粗俗不堪之人、利欲熏心之人。則國何以治？人民將焉得安居而樂業乎？”（1945年1月21日）
“在宣鐵吾家詳談國民黨腐化，經濟政策不合人民與時代要求。總的失敗，似應亟起挽救之。”（1945年8月7日）
可見，在抗戰勝利之前，國民黨政權已經露出破敗之相。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腐敗越演越烈，激起了老百姓的公憤。汪日章在自己的日記中無奈地寫下了“不但人心已失，即官心亦失矣”的話。
汪日章一直對蔣介石是相當迷信的，並把希望寄託在蔣的身上。然而，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窮兵黷武，發動內戰，巨大的軍費開支，把整個中國經濟推向了崩潰。
1947年2月15日，汪日章在日記中寫下了：“抗戰勝利以來，滿望生活改善，但今日百物高漲，江河日下，洪水猛獸相率而來，浸浸逼人，令人有與之偕亡之慨”等語。
1947年6月26日晚，汪日章去朋友朱星門家吃飯，席間，“朱大談政府應即交讓與共産黨，因為如此下去，無辦法，且生靈涂炭。”汪在日記中不僅記下了朱星門的話，還認為：“他的論點亦有是處。蓋目前官場實在太腐敗也。”
《汪日章日記》詮釋了國民黨在大陸潰敗的原因：失了民心，還失了官心（正直官員之心）。
大陸解放前夕，汪日章曾在廣州徘徊多日，最終還是沒有去臺灣，其中的重要因素應該是：他對國民黨政權已喪失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