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網7月18日消息 臺灣《中國時報》7月18日刊發署名評論文章《拍案驚奇：只準日治 不準日據》指出，歷史詞彙的表達，涉及到主體性與立場問題；然而針對1895年至1945年臺灣遭受日本佔領統治的歷史，臺灣當局教育主管部門歷來不準島內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稱其為“日據”，只準使用“日治”。“日據”、“日治”勉強算得一種“史觀”，而“日治”實際上比較接近“皇民史觀”或“日本軍國史觀”。可以説，臺灣當局在這一問題上失去立場；監督臺灣當局的那些“立法委員”們，事不幹己，咄咄怪事，更令人匪夷所思！
文章摘編如下：
最近“教育部”不準中學歷史教科書使用“日據”，只準使用“日治”引發風波。“教育部”早已如此，只一直説不出個道理。
有人説，“日治”“比較符合事實”，但是我們也可以説“日據”更符合事實。事實上，歷史事件的陳述，使用怎樣的“詞彙”表達，涉及到“主體性”或“立場”問題，這在由當局控管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裏表現最為明顯。而非“事實”不“事實”問題。
舉例來説，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這是站在中國人立場説的，如就日本的立場來説，當時稱“膺懲暴支(懲罰殘暴的支那人)”，“大東亞聖戰”，請問哪一種説法，“比較符合史實”？中國(含臺灣)的歷史教科書可以稱“膺懲暴支”、“大東亞聖戰”？
再如1895年以後，日本的臺灣總督府公文，稱反抗日本的臺灣人為“匪徒”，請問“匪徒”與臺灣抗日誌士，何者“比較符合史實”？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可以稱抗日的臺灣人為“匪徒”？
1949年國共內戰，人民解放軍取得壓倒性勝利，不到一年大陸基本“解放”，臺灣的歷史教科書則寫“大陸淪陷、政府遷臺”，這兩種陳述方式，是一種立場，難説何者“比較符合史實”？但臺灣的歷史教科書似乎不會用“解放”一類的字眼，這就是立場問題。
“日治”或“日據”不是什麼“史實”問題，勉強算是一種“史觀”。有人認為“日治”是“臺獨史觀”，並不正確。因為即使作為所謂“臺灣獨立國”，也應該採用“日據”，否則就失去了“臺獨”的“立場”。“日治”比較接近“皇民史觀”或“日本軍國史觀”，日本教科書採用，就符合其立場。
有人説使用“日據”一詞有情緒性。這正是自己對“日據”一詞具有成見來抹殺這一用詞的正當性。試問：這次課綱的召集人吳文星教授，是臺灣史專家，著作甚豐，他在1983年出版的碩士論文《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1987年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完成的博士論文《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以及1997年以前發表的許多學術論文，都採用“日據”，如果説使用“日據”一詞有情緒性，那麼吳文星教授的學術著作，都是一些情緒性的出版品？“教育部”為何要找一位充滿了情緒性的教授作課綱召集人？
由當局管制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在性質上與私人著作大不相同。作為一個自由學者的個人著作，在自由多元的社會裏，未嘗不可表達其個人意志，但是，中學歷史教科書內容，由當局管制，必須依據“教育部”規定的“課綱”編輯，還需要由“教育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才能發行。可見“教育部”是有其立場的，否則就廢除“課綱的約束”及“審查制度”，完全開放歷史教科書自由編輯，自由發行好了。
“教育部”以“課綱”與“審查”兩項強制手段控管中學歷史教科書，用意本應該監督中學歷史教科書，不要背離“憲法精神”與“國家立場”，不要違背“中華民國”的“主體性”，但是現在由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教育部”，卻反其道而行，只準使用否定“中華民國”立場的用詞，不準使用站在“中華民國”立場的用詞；而應該監督當局的執政黨“立法委員”，則希望“兩派”學者能取得“共識”，完全是一副事不幹己模樣，真是咄咄怪事，令人匪夷所思！(台灣網 何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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