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周傑倫被媒體問到何時結婚，他竟回復：“等你死的時候。”見狗仔身後有欄杆、車輛，他還提醒：“不要撞到喔！”或許是被記者跟拍心情不佳，當晚駕車離開影城時，先是闖紅燈、緊急剎車，最後甚至龜速行駛，一路上無視交通安全。記者會上稱，“我覺得狗仔文化總有一天會滾出臺灣。”（10月17日人民網）
首先聲明，本人絕非“狗仔隊”成員，但不得不糾正一個“概念”，娛樂記者不應稱為是偷窺名人的“狗仔”，本來將1958年原義大利文伊始的“Paparazzi”，譯名為“拍拍垃圾”的中文，就不“合情”，爾後被香港人形象地翻譯成的“狗仔”，更不“合理”，更不可把“狗仔隊”形成的“文化生態”稱為“狗仔文化”。
近年來，“狗仔文化”愈發盛行，一些“惡劣事件”幾度引起社會“同仇敵愾”，公眾對某些受害藝人持以“同情心”。即使“輿論譴責”壓力再大、“監管制度”處罰再嚴，卻無法“遏制”住“跟拍”、“追拍”、“偷拍”等現象。香港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向特區政府建議修訂法例，把“狗仔隊”偷拍侵權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筆者以為，這説明瞭三個問題，一是社會對“狗仔文化”的存在已認可或默許；二是要通過法律法規對“狗仔文化”予以圈定；三是希望“狗仔文化”同社會，特別是同“娛樂圈”形成一種良序生態。
回溯世界新聞史，媒體人為爭取和捍衛新聞自由付出了莫大努力，久違的“自由”來之不易。莫讓“狗仔隊”形成的“狗仔隊文化”給“扼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