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再得威尼斯金獅獎,張愛玲的《色,戒》,呈現的正是那個時代的上海,如今李安的電影版本成了全臺注目焦點,謝志偉馬上説,因為臺灣有民主自由的創作環境,才能培養出李安這樣的人才,這是“臺灣的驕傲”。今天臺灣《聯合報》發表評論文章説,這個醬油,沾得可真順手,其實都是政治神經在作怪。
臺灣出身的導演,中港臺三地的演員,美國和臺灣等地的資金,張愛玲的原著小説,上海取景拍攝,如此多元血統的電影,硬要被政治人物貼上地域主義的標簽,攬為自己的勳績,豈不滑稽?若李安只有狹隘的地域意識,而不能相容並蓄地集兩岸三地之大成,他拍得出《臥虎藏龍》、《色?戒》等好電影嗎?
李安得獎,臺灣人當然與有榮焉;但若要把這項成就貼上地域的標簽,恐是文不對題。李安之所以成功,關鍵在他對普世人性的詮釋能力(如《斷背山》),並能夠整合國際影藝資源,集其大成,成就了一部又一部值得流傳的作品。
文章説, 李安的“臺灣驕傲”,正是表現在他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與手法,因而激發了超越地域的充沛能量。而李安的成就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正是:愈能超越地域主義的束縛、掌握普世人性,調動域外資源,愈能為臺灣爭取榮耀。
文章最後説,相對而言,這次臺灣得獎的另一作品《最遙遠的距離》,導演林靖傑獲得十余萬獎金,遠不足抵償他拍片所欠之七百萬借貸。對“拍片即負債”的故事一再重演,臺灣“新聞局”難道沒有絲毫感觸?為了宣傳“入聯公投”,臺灣“新聞局”一齣手就是數千萬,新銳導演多年苦熬卻只能舉債度日,這種“臺灣的驕傲”何其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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