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華日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陳幸妤拋開重病在身的母親，丟下尚在稚年的兒子，執意要去美國，不然還會有諸多“非理性”的激烈行為。為什麼偏偏要在這個時候去美國？為什麼一面高喊法律沒有“人情”，另一面卻拋病母、丟幼子？陳幸妤真不應在此時出國！
社論摘錄如下，
陳幸妤聲請解除限制出境，被臺北地檢署駁回；在此之前，她向父親陳水扁哭訴，陳水扁寫了“119求救信”，請馬英九“以總統高度”給予協助，並表示：如果陳幸妤不能去美國，她可能會：發瘋、自殺、攜三子一起自殺。
陳幸妤在聲請解除禁令書，則提出四大保證：將護照交給外館、定期向外館報到、同意保釋金加重、不帶兒子同行。
社會對這件事有兩面向的看法，即司法角度和人情角度。于司法，陳幸妤若所涉犯者為“偽證罪”，限制出境處分是否過當，應是可以討論的。但陳水扁寫信給馬“總統”，“綠委”集體赴臺法務主管部們向負責人王清峰提出要求，都是不可能獲致結果的壞示範。
綠營認為陳水扁受“司法迫害”、“政治迫害”，背後“黑手”就是馬“總統”，指控馬“總統”以政治力操弄司法。如今陳水扁卻要求馬“總統”去干預審判中的案子，豈不是自打嘴巴？“綠委”的行為和陳水扁如出一轍，難怪王清峰會説：“你們不是反對政治力介入司法嗎？不是反對干預個案嗎？”説明陳水扁等人對司法的態度，反對或要求行政干預司法，只看對自己有利還是有害。反手為雲，覆手為雨，赤裸裸地展現於人民眼前。
再從人情角度看，陳幸妤父母兄嫂丈夫公婆都涉入重案，其母吳淑珍又長期患病，加上她的3個兒子正值3歲到6歲稚齡，無論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媳，都應該陪伴他們、照顧他們、養育他們，為何非要此時出國不可？尤其是出國意志堅定，竟至以命相搏。
如説陳幸妤出國只是為了學業，就更使人難以理解。留學在臺灣十分平常，因受主客觀因素影響而延誤行程也常有所聞，如學費籌措不足、家中出現狀況等，一般的做法是向學校申請延後入學，如被駁回只好以後再説。
陳幸妤則不然，非要在7月赴美入學不可。她在臺灣有牙醫師工作，且收入不菲，她曾表示赴美留學有助於專業提升，這個理由幾乎適用於所有留學生，唯一不同的是，她為了這個目的，可以放棄工作，可以離開稚子，而且一去兩年，留學生有此勇敢作為的，恐怕並不多。
陳幸妤向AIT（美在臺協會）三度申請赴美簽證，都未獲准，AIT為何一而再、再而三拒絕？至今諱莫如深。如只因為她在臺灣“有案”，但“偽證罪”不是輕罪嗎？美國為何如此重視？從陳幸妤申請簽證不成，還要另辟蹊徑看來，這背後是否還有未説的故事？不免令人遐想。
總之，陳幸妤以學業為理由，非在7月初去美國不可，為達此目的，一位前臺灣地區領導人和最大在野黨，甘冒干預司法大不韙，齊聲要求司法為她讓步；而陳幸妤本人，置家人于不顧，去不成“會發瘋、自殺、攜子自殺”，理由這麼薄弱，行動這麼激烈，多少人看懂其中道理？
陳幸妤限制出境後，在政客鼓動下，將她説成“很可憐”。如果不能出境可列為“可憐”，包括支援她的人在內，許多人因種種限制而不能去海外，不就是比她更可憐嗎？“事不尋常，必有古怪”，陳幸妤為了完成學業，做出許多不尋常的事；相對的，凡認為“必有古怪”者，反倒是尋常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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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賽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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