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必須是在正視矛盾與衝突存在的前提下尋求合作與發展的前景，因此穩定中美關係的框架應該包括上限和下限兩個方面。
在合作與發展的預期方面會有一個上限，美國不能超越中國現有的發展水準和利益關切來要求中國的“國際責任”，中國也無法超越雙邊實力對比的現實來尋求解決“結構性的矛盾”。
更為重要和迫切的是，中美在矛盾與衝突方面必須設置一條下限，必須尊重彼此的核心關切，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層面達成和平共處的諒解；在涉及安全的領域建立起相互的“再保障機制”。
政治家的作用在於超越日常的紛擾把握大勢趨向，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胡錦濤主席此次訪問美國的意義恐怕就在於此。
在奧巴馬執政以來兩年裏，中美關係再次遭遇了一輪波動。這輪波動基本符合歷史上由於美國政權輪替而産生的大週期規律。有所不同的是，它沒有出現在新政權上任的第一年。在奧巴馬當政之初，在外交方面著力解決“反恐戰爭”的後遺症，因此在對華政策方面不僅繼承了前任的合作路線，而且還有所提升，造成了以“G2”和“中美國”為代表的對中美關係的過高預期。
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美國在阿富汗、氣候變化、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的要求無法得到滿足，這場訪問被美國國內批評為“一無所獲”。同樣為了營造這次的氣氛，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年裏，中美關係烏雲密布、幾起幾落。
如果放在中美關係歷史的框架上看，過去一年以及接下來可能繼續出現的波動都不會令人意外。從尼克松訪華算起，過去40年當中，中美始終是在控制雙邊矛盾和分歧的基礎上通過尋求共同利益和合作來實現關係的穩定與發展的。中美是兩個有著巨大差異的國家，只有站在戰略的高度上才能把握中美關係的航向。1972年，毛澤東主席在會見尼克松時説：“我們幾個要吹的問題限于哲學方面”；1989年鄧小平會見美國特使時説：“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體現都是這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
隨著冷戰的結束，經濟全球化基礎上的相互依賴提供了中美關係穩定的“壓艙石”。進入新世紀之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美關係被放在了崛起國與霸權國的框架內加以觀察。2005年前後，中國提出了“和平發展”的理念，尋求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實現與世界的和諧發展，美國也有針對性地推出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概念，在歡迎中國崛起的同時希望中國承擔“維護國際體系穩定與繁榮”的更大的責任。在此基礎上，中美在反臺獨、反恐、反擴散、地區穩定等一系列問題上展開了一系列積極的協調與合作，以首腦會晤、戰略對話、戰略經濟對話為代表的雙邊各個層級的溝通與交流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和機制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崛起的進程突然加速，因此在中美關係的現實實力與目標預期之間産生了一系列不協調的緊張性。美國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對未來的預期充滿悲觀，由此對崛起的中國倍感警惕和焦慮。中國依然埋頭于發展，對外部世界的反應感知不深：一部分人依然懷有“受害者”的弱國心態，把外界的反應誇大為有陰謀的威脅；另一部分人則過於自大，期望扭轉中美關係現存的格局。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尋求中美關係的穩定成為擺在雙方領導人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中美關係必須是在正視矛盾與衝突的存在的前提下尋求合作與發展的前景，因此穩定中美關係的框架應該包括上限和下限兩個方面。在合作與發展的預期方面會有一個上限，美國不能超越中國現有的發展水準和利益關切來要求中國的“國際責任”，中國也無法超越雙邊實力對比的現實與美國國內政治的複雜性來尋求解決“結構性的矛盾”。更為重要和迫切的是，中美在矛盾與衝突方面必須設置一條下限，必須尊重彼此的核心關切，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層面達成和平共處的諒解；在涉及安全的領域建立起相互的“再保障機制”，避免危機和突然事件惡性升級；兩國政府還應致力於鞏固雙邊關係的民意基礎，避免國內政治因素危及雙邊關係。
政治生活總是風雲變幻、紛繁複雜，而政治家的作用在於超越日常的紛擾把握大勢趨向，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胡主席此次訪問美國的意義恐怕就在於此。（作者係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