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計于2016年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因香港66歲老太太朱綺華提出司法復核，推翻了其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導致工期延誤，造價比預算高出88億港元。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希望能夠儘快復工以減低成本增幅。（《南方都市報》4月26日）
一位老人，叫停了一個造價預算達700億港元的大工程，這讓無數國人關注。目前，該工程仍然沒有重新動工，人們十分好奇，這位神奇的香港老太太究竟有什麼法力。其實，朱綺華老太太沒有用燃燒瓶、插國旗、自焚等強悍而激烈的表達方式，只是在沒有看到環評報告的情況下“入稟法院”，使得香港高等法院叫停了港珠澳大橋。
朱綺華以公共利益為重，對環保署的環評報告提出了質疑，如此維權意識，可敬可佩。另外，朱綺華認為環保署署長批准港珠澳大橋的兩份環評報告，沒有評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懸浮微粒的影響，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由此可見，任何一項工程在動工之前，市民都希望看到評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懸浮微粒等指標的報告，相比較而言，內地民眾缺少這樣的環保知識，事實上，環保部門也很少發佈相關資訊。
香港老太太，並非真的強悍。真正強悍的，是香港司法對於市民訴求的重視和對民意的敬畏。朱綺華隻身一人到法院請求公佈環評報告，而法院對其個人訴求相當重視，隨即叫停了大橋施工。可見，叫停大橋施工的是敬畏民意的香港法院，香港老太太不過是一位“狐假虎威”的普通市民。這是香港法治制度、制衡制度健全完善的體現，也是香港公共權力尊重民意的體現。
公共利益應該是決定一個工程該開工還是該下馬的唯一標準。公共利益的表達，有可能由一位年近7旬的老太太來完成，有可能由“清華法學博士”完成，有可能由一個叫潘琦的“80後女孩”完成，但是，也有可能交給“群體性事件”來完成。如果公共權力能夠充分尊重民意，則一個人叫停一個大工程就不會是傳説；而如果公共權力習慣於忽略一個又一個民意，“群體性事件”就必然會發生。兩者的區別在於——是否尊重每一位公民的訴求，是否給予公民以應有的尊嚴。
世間沒有天生的公民英雄。如果法治給力，一個孱弱的老太太也可以成為公民英雄；如果法治不給力，不以保護生態、不以公共利益為重，崇拜GDP，迷戀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宣揚“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即便是身強力壯、學富五車的法學博士，也可能會在強悍的公權力面前敗下陣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