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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鳴：經濟轉型決定未來我國經濟發展

時間:2010-12-22 14:14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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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常務理事。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84期日前召開。50人論壇特邀專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在論壇上探討了我國中長期發展的諸多問題。他在演講中表示，未來五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期間的重點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如果轉型成功，就能大踏步趕上時代的發展潮流，就能迎來一個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光明前景。如果不成功，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們不轉型，我們的增長成本會越來越高，代價會越來越大，空間會越來越小，路子會越來越窄。我們很難去完成我們的既定目標。所以我們今後一定要轉型。”王一鳴説。
　　我國經歷30年經濟高速增長期
　　王一鳴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1979年到2009年正好30年，中國年均增長率是9 .9%。一個大規模的經濟體持續這麼長時間增長，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説，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一些國際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曾經對我國做過一些預測。比如世界銀行1997年做了一個比較大的課題，其中一個主報告就是《2020年的中國》。世行在報告中預計，中國2001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長率是6.9%。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2001年到2010年我國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0.7%，增長要明顯高於這些國際機構的預測。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中國過去30年的增長率曲線，我們一般可以把它分為三個過程。”王一鳴表示。第一輪上升實際上是從1981年到1984年，主要動力來自農村的改革。當時農村實行了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解放了生産力。第二輪是1990年到1992年，這段期間經濟增長迅速從最低點反彈。那一輪增長實際上跟改革的推進和擴大開放是分不開的。特別是小平南巡講話的推動。第三輪就是本世紀以來，2001年到2007年。“我們的增長率在2001年是8.3%，到2007年就達到了14 .2%。2008年金融危機又回落。”王一鳴説。這一輪週期是最長的，而且趨勢相對平穩。
　　王一鳴表示，最近這一輪週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對經濟格局的影響是最大的“如果我們從五年規劃的角度去看一下，我們在即將完成的‘十一五’時期經歷了一次大的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但是我們經濟增長的速度，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當然，我們第三輪增長週期的上升期是在這一輪金融危機的衝擊下結束的。”
　　王一鳴把五年來的發展和其他時期做了一個比較。“十一五”的年均增長率，儘管遇到了金融危機的巨大衝擊，與過去四個五年計劃來比，僅比“八五”時期要低，比“九五”和“十五”時期都要高。如果把經濟增長的實際值與目標值來比較的話，我們這一次比原定的目標年均增長7.5%大概要高3.5%左右。<TRS_PAGE_SEPARATOR></TRS_PAGE_SEPARATOR>
　　“這五年的意義非常大，因為它改變了中國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我們保持這樣高速的增長，經濟規模擴張非常明顯。我國G D P總量2006年超過了英國，2007年超過德國，今年我們一般認為要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G D P總量佔全球的份額去年大概是8 .5%，貿易量在全球大概是1/10，我國去年成為第一大出口國。這些指標都發生在過去五年，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他説。
　　那麼過去30年中國經濟如此快速增長的原因是什麼呢？王一鳴介紹説，世界銀行上個世紀90年代發表過一個報道，叫做《東亞奇跡》，裏面總結了東亞國家高速增長的原因，總結了四個方面：第一，擁有以世界最大規模人口為基礎的低成本勞動力充分供給。第二，由於勞動人口比重的提高，帶來了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第三，重視基礎教育，這是東亞的特徵。第四，宏觀經濟比較穩定。
　　王一鳴認為這四個原因對於中國都有影響，因為中國具有“東亞模式”的一般特徵，但是同時中國也有特有的東西，即我們經常説的中國特色。“比如中國的改革模式，漸進的、增量的改革模式；中國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國消費結構的升級所帶來的革命性變化，這種革命性變化現在仍然在發生。”王一鳴説。
　　比如汽車。去年中國汽車銷售量1364.5萬輛，汽車行業協會預測今年中國汽車銷售量會達到1700萬輛，超過美國歷史最高點。然而對於我國來説，這還沒有到達峰值，因為現在汽車的消費浪潮正在從大城市向二、三線城市推進，一旦形成浪潮，將是革命性的意義。
　　中國大規模的工業化帶來的規模經濟值得研究。王一鳴説，我國市場很大，産業可以在國內市場上充分成長以後再進入國際競爭行列。不像新加坡，一做大了馬上就要國際化。
　　政府積極有效地參與經濟也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大原因。“當然，這個‘有效’有些人不完全同意。但是要看到，我國各地政府參與經濟的特點，在西方國家有一些是沒有的。比如説地方間的競爭機制。各地政府誰都不甘落後，這可能是中國經濟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動力源。”王一鳴説。
　　“我們可以説，在世界多樣化的發展中，中國過去30年形成了特有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主要是表現在兩個層面上，一個是在人口眾多、每人平均資源量很少、經濟基礎很薄弱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的起飛，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的路子；一個就是在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上，通過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所以我們説中國過去30年經濟發展具有經濟轉型、體制轉軌重疊起來的多重特徵。”王一鳴説。<TRS_PAGE_SEPARATOR></TRS_PAGE_SEPARATOR>
　　中長期經濟增長面臨挑戰
　　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能否延續過去30年所保持的高速增長。因為從世界經濟史上來看，大凡經歷過30年高速增長以後，絕大多數國家都經歷了一次明顯的變化。經濟增速均明顯下降，多數國家下降到了4%以下。
　　“我的一個基本認識，就是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的潛在增長水準將逐步下調。這是因為，雖然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沒有因為金融危機的衝擊而改變，但支撐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都在發生新的變化。”王一鳴説。
　　從中長期趨勢看，一個國家可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是由潛在增長率決定的。從短期來看，它又受到需求因素的影響，圍繞潛在增長率要波動。所謂潛在增長率主要是經濟體在最優資源充分配置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增長率。雖然有一些年份，潛在增長曲線高於實際增長率，這是由於需求因素的影響，故而會發生短期的波動。但是從一個中長期的趨勢面來看，它還是由潛在增長率決定。
　　“我們今後的潛在增長率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大因素：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高儲蓄率可能會發生的調整、勞動力的供給、全要素生産率、資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其他層面的問題。”王一鳴説。
　　對於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王一鳴表示該作用在未來將減弱。他説，中國經濟很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出口快速增長，外需的拉動非常明顯。2001年到2007年，中國外貿出口年均增長率高於20%。即便是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當年的出口仍然保持了17.2%的增長率。當然這有一定的慣性作用。但是過去這10年時期，可以説是改革開放以來外貿增長最快、最穩定的一個時期。什麼原因？因為我們遇到了第三次全球化高潮，2001年又正好加入世貿。發達國家對中國勞動密集産品的關稅有了大幅度的下調“這種特殊的環境今後還會不會重現？我們覺得很難。”
　　高儲蓄率也可能會調整。王一鳴表示，中國過去30年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儲蓄率及隨之而來的高投資率。中國的儲蓄率2009年是51 .4%，並且過去幾年以平均每年0.44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以前經常説中國的一個優勢條件，就是儲蓄率高，那這個優勢條件會不會發生變化？我覺得也會。因為儲蓄率從理論上分析由三個因素決定：第一，人口的年齡結構和居民的消費傾向。第二，週期性的經濟因素。第三，體制和政策性因素。我覺得現在這三方面都在發生變化。”他説。
　　談到勞動的供給，王一鳴表示，過去中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充足的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和供給，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素。勞動力充分供給得益於新中國建國以後三次人口高峰。但是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出生人群已經開始進入或者即將進入退休年齡。
　　同時，農村轉移人口速度在下降。現在一般認為農村的轉移人口速率，只是勞動力不包括家屬，大概是1.46到1.47，這個速率也是下降的。所以勞動力的供需形勢也會發生新的變化。王一鳴説“現在大部分機構認為，中國勞動人口將在2015年達到峰值，之後逐步減少。另有學者研究後認為，到2015年，中國15到60歲人口達到9.98億人。所以我們實際上正在進入一個人口紅利的拐點時期。資本供給下降與投資下降，勞動供給下降，未來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步減弱，所以未來經濟持續增長，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生産力的提高。”
　　對於全要素生産率的問題，王一鳴表示，我國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也有可能下降。過去30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總體上呈上升態勢，但是近年來上升的速率開始下降。王一鳴引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院的計算説，1979年到2007年，我國資本形成、勞動和全要素生産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53 .5%、25 .3%和21 .2%。這個計算分了三個子段，1979年到1989年，1990年到1999年，2000年到2007年。根據具體計算可以看到本世紀以來發生的變化：資本形成的貢獻是上升的，勞動的貢獻是下降的，全要素生産的貢獻也是下降的。
　　最後是資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問題。王一鳴認為，這個約束作用將強化。他説“從總的經濟面來説，中國過去30年高增長的一個特徵是什麼呢？我經常説的一句話叫做‘資源的大規模、高強度投入’。那麼現在你再用這種模式，我覺得成本、風險都會越來越大。”<TRS_PAGE_SEPARATOR></TRS_PAGE_SEPARATOR>
　　轉型將帶動我國繼續保持高增長
　　困難儘管存在，但是希望也有。王一鳴認為，我國將繼續保持高增長。“我們為什麼有別於其他國家？我們為什麼還能夠延續我們的高增長？因為我們有一些特有的條件和因素。”他説。
　　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具有更多延續高速增長期的空間和條件。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區域差異很大，生産力發展水準呈現多層次特徵。“正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如果一個小國遇到一次洪災，那它一年的經濟增長就完了。我們南方水災，北方糧食豐收了，往往是這樣的。大國經濟發展的空間也就大，所以很多因素是可以對衝的。”
　　第二個因素是新人口紅利的加快形成。他説，傳統的人口紅利是靠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帶來的，而新人口紅利是靠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而人力資本投資靠教育。現在中國的教育規模是一年630萬大學生，相當於芬蘭全國人口。所以我國人力資本的積累率在迅速提高。
　　不過，王一鳴同時指出，我國教育也面臨著新的問題。“現在高校都在討論‘錢學森之問’，就是當年科學家錢學森説，我們投了那麼多錢，辦了那麼多大學，清華大學建得比麻省理工大學還漂亮，為什麼就培養不出大師來呢？這個問題現在高校校長們經常討論。這説明我們教育的理念、教學的方式還有改進的必要。我們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同時我們也要轉變教育發展方式。”王一鳴説。
　　第三個因素是比較優勢的區域轉移。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崛起之後，東盟、中國、越南、印度相繼崛起。從國內來看，也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率先發展，然後擴散到環渤海地區，再隨後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也相繼開始加速。中國沿海地區比較優勢的産業可以向內地轉移，使産業的生命週期得以大大發展。
　　據王一鳴介紹，日本原來有一個很流行的理論叫做“雁陣模型”。該理論認為一個産業成熟以後就要有接替者。比如亞洲“四小龍”成熟以後又有亞洲“四小虎”，“四小虎”以後又有“中國大陸”。這是因為小國規模很小，一旦形成規模了就必須整體外移。而對於我國來説，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沿海搞不下去了，可以到內陸去搞。比如説富士康公司在深圳有40萬僱員從事生産，現在在當地幹不下去了，那麼還可以轉移到河南省省會鄭州去。河南是勞動力第一大省，而由於生産模式的原因，有人説富士康就是一個勞動力的“吸水機”，一去就要求鄭州提供20萬勞動力，所以河南很歡迎，勞動力不是問題。
　　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有這個條件可以梯次轉移，所以“雁陣模型”不是國與國之間進行，而是地區與地區之間進行。這就可以大大延長我國産業的生命週期，這是中國的一個特點。
　　另外，王一鳴還提到了城市化帶來的新動力、逐步加大的研發投入、升級加快的産業轉型、深化改革的潛力等等因素。
　　當然，列出上述種種因素，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即使存在這麼多的有利因素，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增長還要依靠經濟轉型。“基本的結論就是不轉變、不轉型，我們還能不能走？還能走，就是你的成本會越來越高，代價會越來越大，空間會越來越小，路子會越走越窄。我們很難去完成我們的既定目標。所以我們今後一定要去轉型。”王一鳴説。
　　他表示，經濟轉型關係中國現代化全局。過去30年，中國最鮮明的特徵是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就是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由人口大國變成了經濟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世界上盛讚中國過去30年的騰飛，認為其讓人印象深刻。
　　走向未來，經濟轉型可能成為我國最突出的標誌。我國未來30年的目標是由中等收入國家平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由經濟大國成為經濟強國。王一鳴説，中國現在實際上面臨著兩種前景，如果能夠成功轉型，中國就能大踏步趕上時代的發展潮流，就能迎來一個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光明前景。如果不成功，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就是轉型的重要意義。
　　王一鳴説，今後五年是一個關鍵時期。因為它是新的三十年的一個開端。就是説從這個五年開始，中國要走新的路徑，過去的路不能重復。新的五年是萬里長征的開步，它決定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TRS_PAGE_SEPARATOR></TRS_PAGE_SEPARATOR>
　　現場問答
　　問：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但是在中國也出現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勞資矛盾日益加深、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僵化、農民工進城面臨種種困難等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一種擔憂：也許將來某一天，中國的經濟增長會變得緩慢、停滯甚至下降。到了那個時候，隨著經濟增長産生的樂觀情緒被削減，中國會不會面臨動蕩不安的局面？
　　答：你説的就是我們在中等收入階段，到了矛盾的凸顯期和風險的積累時期的特徵。到了那個時候，由於增長的不平衡，城鄉、區域、居民收入差距都迅速擴大，中國在對外貿易中的低成本優勢又在減弱，提升創新能力的難度也在增大，我們會面臨很多問題。所以你説的確實是一個矛盾的集中爆發期，到那時出現所謂的社會動蕩的風險也肯定是存在的。你説拉美為什麼那麼多國家好多年前就達到了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四五千美元，但就是邁不過去了？有很多原因，它出現的矛盾就是你剛才説的，在轉移過程中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所以就出現了所謂的停滯，甚至出現各種政治危機。
　　但是我們説我們其實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而且也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現在經常提包容性增長，要公平發展。就是説中國決策部門已經有這種意識和認識。現在的問題是在戰略上和制度安排上怎麼去實現決策層的預定目標，這確實是下一步要去做的很重要的一點。包括收入分配，説起來很容易，誰都會説這個事，但是真要做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我經常説一句話，鄧小平説兩步走，第一步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一步中國現在已經基本可以説是做成了。第二步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先富起來的人帶動落後地區，帶動大家共同富裕，這句話説起來很簡單，但是在制度上怎麼實現？怎麼帶動？怎麼共同富裕？錢在你兜裏，讓你拿出來，你拿麼？做起來不是那麼簡單的。
　　所以我們説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都需要相應的制度設計。包括收入分配調整，其實現在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説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的調整，這次《中共中央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也提了要推進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還比如所得稅存量的調整，房産稅的問題。這次《中共中央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了收入增長要與經濟增長同步，什麼是同步啊？你去看以前的統計數據，收入增長都比經濟增長低，因為那個時候的基本概念，就是説要有積累，才能提高和改善生活。但是現在某種意義上説，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經濟，這是相輔相成的。
　　問：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在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將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我現在可以明確告訴你的就是我們的民營經濟佔G D P的份額實際上已經超過一半了。這從過去30年總的趨勢來看是很清楚的，國有企業總的份額是逐步減少的，民營企業的份額是逐步擴大的。
　　那麼今後會是一個什麼趨勢？我覺得民營經濟還會有成長的空間。比如你仔細研究一下最近中央頒布的新三十六條，它對很多領域都明確地放寬了準入。當然，新三十六條現在還在做一些實施細則，比如能源中的石油天然氣這一塊，就明確了要鼓勵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合作，共同開採石油天然氣。再比如市政公用設施。
　　最值得人們關注的就是金融業，專家討論時問民營企業你們最希望進的是哪個領域？民營企業家們多數人都説最想進入金融業。那麼現在金融業是什麼格局呢？現在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民營經濟可以進入，但是有一個約束條件，就是要國有銀行持股20%。銀監會是從風險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但是這一條可能對民營企業進入金融業是一個很大的門檻限制。民營資本相對來説是小規模的，它必須要多家整合起來才能進入這一行業。這其中如果一家有20%的份額，它就很可能是最大股東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有銀行佔股20%，就等於國有銀行是最大的股東了，那到底這個是什麼銀行呢？而且反過來説，這些大銀行也沒有興趣參與組建這種小銀行。因為它們的規模往往已經大得不能再大了，那還搞這些小東西幹什麼？這個可能是未來要突破的東西，當然這還涉及體制的問題。
　　其實千萬別小看了民營企業。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華為。華為去年全球500強排名，大概是排在270多名。它是一個中國的民營企業，但是規模已經超過了大跨國企業朗訊。中國現在已經有了不少這樣的企業，汽車比如比亞迪，電信比如騰訊，金融服務領域比如招商銀行，保險領域比如平安保險，都慢慢成長了起來。而且可以預見，以後在很多領域都會形成一批有國際水準的大企業，到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格局還會不一樣。
　　當然，現在人們的焦點還不在這，關鍵還在國有企業。一直説國企應該進行戰略性佈局的調整，希望它的總體規模進一步收縮。實際上國企現在應該説已經做了一些調整了，但是也要看到，它現在主要經營的領域很多還是資源壟斷性行業。這些領域當然也在改革，比如説電信業，原來只有中國電信一家，現在有網通、移動、聯通、鐵通，變成了寡頭競爭的格局。雖然還是大的國有企業在那邊競爭，但是未來能不能開放呢？我認為這些産業應該説隨著技術的發展，還是能夠開放的，特別是在經濟服務領域。（方燁）

編輯:馬迪

王一鳴：經濟轉型決定未來我國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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