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不要把調結構與保增長對立起來

　　從目前主要經濟指標的變動趨勢看，我國經濟明顯降速，“保增長”的任務又被重新提了出來。但是怎樣“保”卻成了難題，因為中國目前經濟的大背景是“過剩”，加大投資和加大貸款規模都會加大過剩程度，可是不加投資和貸款又沒有短期需求，經濟增長率眼看就要往下掉。這似乎陷入了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的兩難困境。究竟“保增長”與“調結構”是不是相對立的呢？本報專訪了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

　　不僅僅是壓縮落後産能

　　問：您如何看待調結構與壓縮落後産能的關係？

　　王建：有人説解決過剩就得調結構，前一段也的確把壓縮落後産能作為調結構的主要內容，乍一看上去，這麼説似乎很有道理：既然是過剩導致了保增長中的“兩難”，那麼通過壓縮落後産能，既可以為先進産能的投資增長騰出空間，又可以促進産業技術升級，豈不是“一舉兩得”？但是産能是增長的基礎，壓了産能等於直接壓縮了經濟增長能力，就會與短期保增長的要求對立起來，從這個意義上看，保增長與調結構是一個“兩難”：在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中，要不就是咬牙下決心犧牲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把調結構放到所有經濟工作的首位；要不就得突出保增長，結構調整的事情放到以後再説。

　　目前中央已經定了調子，必須把保增長放在首位，並且作為解決其他所有經濟問題的前提，這是沒有錯的。明年世界經濟存在二次探底的極大可能，並且可能進入一場長期性衰退，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經濟如果不能保持較高增長率，就會與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一樣，掉入長期衰退的泥沼。問題在於，調結構不僅僅只有壓縮落後産能那麼一點點含義，內容寬泛得多。可以説，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任何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都是在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大變動中才出現的。

　　結構調整是高速發展基礎

　　問：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是否對立的？

　　王建：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都是經濟結構變動最劇烈的時期，而在經濟結構變動緩慢的時期，即便政府出臺了激烈的刺激政策，增長速度還是上不來。

　　比如，1979—2009年這3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9.9％，但1984—1988年的年均增長率是12.1％，而這個時期正是家電進入城市居民家庭，城市消費結構從“百元單件級”向“千元單件級”躍進的時期，當然在這一時期還有改革所引發的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的變化，沒有這樣的變化，也不會發生城市的“消費革命”。到1988年這個結構變化過程基本結束，出現了連續3年的“市場疲軟”，1989—1991年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一下子掉到了5%—7％。1990年以後，中國的總儲蓄率隨城市居民家庭儲蓄率的提升而顯著上升，為投資增長提供了基礎。但由於缺乏結構變動，經濟高增長只持續了3年，自1994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就逐年回落，1995—2002年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8%—9％，其中1998年、1999年都低於8％。1998年以後，當時的中央政府也出臺了強大的經濟刺激政策，以至於1999年當年政府主導的投資在新增投資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90％，1998—2002年間政府投資總額已經高達3.2萬億元，經濟增長速度還是上不來。可見，僅僅有宏觀需求政策而沒有結構變動配合，再強烈的宏觀調控也保不住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