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0年以來，宏觀政策選擇面臨極為複雜、極為敏感、極為微妙也極為艱難的困境。
自2007年底至今，宏觀政策已經經歷了4次調整。2007年年底貨幣政策由穩健轉為適度從緊，是政策的第一次調整。這種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還沒堅持到半年，就在2008年6月的高層經濟工作會議上消失。2008年底，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正式轉變為適度寬鬆，是政策的第二次調整。到了2009年，這種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在實踐中演變為極為寬鬆，房價暴漲震驚了整個社會。2009年底，雖然貨幣政策名義上還是適度寬鬆，但在實踐中已經轉為適度從緊。央行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宏觀政策由保增長轉為調結構，這是政策的第三次調整，但這種選擇並沒有持續。今年7月又一次發生政策的重大轉向，調結構再次被保增長取代，這是政策的第四次調整。
在相對不長的時間週期裏，宏觀政策連續經歷4次調整，這種大起大落加劇了經濟本身面臨的困難與困境，政策的選擇也陷入了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艱難局面。
宏觀政策選擇面臨的第一重困境是保增長與調結構的兩難選擇。保增長與調結構本來並不存在矛盾。如果我們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如果我們有完善的市場與充分的競爭，那麼在經濟的發展中就會出現市場的優勝劣汰，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會同時成為産業結構升級換代的高級化進程。
然而，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並不充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政績GDP”使地方政府産生難以遏制的投資衝動，在沒有新的經濟增長點與新的産業群背景下，大規模的投資拉動就必然是重復建設與産能過剩，經濟發展正在不斷吞噬無效增長的惡果，中國經濟這輛高速列車已經無力承擔如此之重的負荷。根據工信部部長李毅中在接受央視採訪時提供的數據，2009年，我們用全世界46%的鋼材、48%的水泥、45%的能源創造了不到8%的經濟總量，這樣的經濟發展方式與經濟增長模式無論如何也無法延續。
宏觀政策選擇面臨的第二重困境是保增長與保民生的兩難選擇。2009年保增長目標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房地産市場的啟動，如北京2009年的GDP增長中有62%來源於房地産市場。但由此産生的惡果就是房價暴漲，其上漲幅度與價格高度都已經全面越過了整個社會的承受能力與購買能力。高房價已經扼住了中國經濟的喉嚨，遏制了中國經濟由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轉變的進程。在高房價陰影籠罩下，無論是發展政策還是調控政策，選擇的空間都已經大幅收窄，靠刺激投資來拉動中國經濟的宏觀政策已經走到了盡頭。保增長就壓不住房價，壓不住房價就保不了民生，增長與民生這一對本來是相互扶持的天然伴侶就在高房價下分道揚鑣。
宏觀政策選擇面臨的第三重困境是松貨幣與緊貨幣的兩難選擇。緊貨幣就難保增長，松貨幣就難扼通脹。2009年以來，4萬億元救市資金、7.7萬億元地方融資平臺、17萬億元的大規模流動性釋放，再加上2.4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所形成的人民幣對衝資金，市場的流動性氾濫已達到難以想像的程度。一方面市場的流動性氾濫，另一方面貨幣的流通速度放慢，這向經濟與市場發出的都是通脹信號，在這種情況下還不通過大規模緊縮貨幣來回收流動性，那麼一旦通脹爆發就將是惡性的，在經濟全面滑坡的背景下，“滯脹”的危險就會成倍增加。如果為了刺激經濟再進一步放鬆貨幣以釋放流動性，那就會産生嚴重疊加的負面效果，中國經濟就將打開危機大門。
久病不醫必釀大患，有病亂醫更是十分危險。不走上經濟轉型之路，中國經濟就很難再可持續發展；不經歷轉型的陣痛期，兩難的選擇困境就會更難。兩難困境正日益向多重困境演變，時間拖得越久，困境就會越加嚴重，選擇就會有更大風險。
在這樣極為嚴峻也極為複雜的經濟困境面前，我們必須保持清醒認識，必須從中國經濟的大局和長遠著眼，既不可急功近利，也不能孤注一擲，特別是要避免中國經濟陷入更加複雜也更加困難的局面。
（韓志國作者為北京邦和財富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