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內地“打工皇帝”之稱的唐駿，最近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先是在網上熱炒，隨後傳統媒體也紛紛加入，焦點都是方舟子指稱其“學歷造假”問題。面對“打假棍棒”，唐駿反擊說，“方舟子打假先造假”，並稱其律師團已開始運作，必要時會通過法律途徑向方舟子討回公道。究竟誰是真“假”？筆者無從判斷，但從網上投票情況看，形勢顯然對唐駿不利，7 成網友相信唐駿“造假”是真。但是“網絡審判”代替不了實際審判，真相到底如何，還需耐心繼續靜觀。
很長一個時期以來，民眾好像已經罹患了“造假麻木症”。如果說石家莊王亞麗那樣造假偏官，湖南羅彩霞那樣被冒名頂替升學，這類個案還能吸引部分人的眼球，那麼統計數字造假、品牌商品造假等，就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小菜”，吊不起多少人的胃口，至于藥品、食品、銷售中的造假、欺詐，老百姓更是習以為常，根本就不當“事兒”了。學歷造假，也早就進了不被當“事兒”的行列。這可以從滿天飛的小廣告得到驗證。那些明白寫著“辦證、刻章”字樣小廣告的制作者是幹什麼營生的，有誰不清楚？不就是專門為“有需求者”制造假證書、刻制假公章的嘛，而假學歷證書佔了這類生意的一大塊。為什麼這些明明白白打著旗號助人造假的小廣告能“長盛不衰”？--有旺盛的市場需求，相當數量的人靠假證書得了實惠。但為什麼沒見很多揭露使用假證書的新聞呢？因為當事人層次普遍較低，不值得曝光、也引不起社會廣泛關注，還因為“被偏”方也都不大較真、比較實際，主要看能力，好用則用、不好用則開，誰去費時費力地去驗證證書的真偽。唐駿為什麼被“小題大做”了？很簡單，因為他是公眾人物，而且是知名的公眾人物。始作俑者方舟子是想通過揭露、追打這只羽毛絢麗的“出頭鳥”，再次強力拷問社會誠信缺失通病；而密切關注此事的廣大民眾，不過是借著唐駿這個“倒霉蛋”，宣泄長久積鬱的憤懣，表達對誠信淪喪的不滿。
幾乎與唐駿紛爭同時，還有一件事激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前不久，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2009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時指出，審計署抽查56個中央部門已報銷的29363張可疑發票中，有5170張為虛假發票，列支金額為1.42 億元。其中：8 個部門本級和34個所屬單位在無真實經濟業務背景的情況下，利用虛假發票套取資金9784.14 萬元，主要用於發放職工福利補貼等；12個部門本級和37個所屬單位對票據審核把關不嚴，接受虛假發票報賬4456.66 萬元。這是明目張膽的知法犯法！而且犯法的膽子很大，5000張發票，1.4億元，平均每單2.8萬！這不由讓人聯想起前些日子雲南那位被稱為“最貪縣委書記”，他最引人注目之處不在索賄受賄，而在什麼都想方設法公款報銷，大到萬元以上的彩電、冰箱、皮包、手表，小到幾元的洗漱品、襪子等。但相比之下，基層就是基層，中央部門的“氣魄”要大得多。筆者不由又想起了滿天飛的小廣告，那上邊不少也寫著“發票”的字樣，就是明白地告訴你“可以提供大量假發票”。筆者過去總不明白：為什麼執法部門聽任這種造假、售假之徒打著廣告從事非法活動？為什麼不“順藤摸瓜”--根據廣告上留的電話取證、抓人、嚴厲打擊？現在終于明白了一些，因為市場需求太旺、涉及面太大，連一些中央部門都是假發票的“大客戶”！
5000張虛假發票，肯定在全部假發票只佔了極小極小的比例，但是它產生的惡劣影響卻是極大極大的。道理也很簡單，因為這5000張的使用者太特別了，它們都屬于公共機構的政府部門，而且是最高層次的政府部門！本該在遵紀守法、恪守誠信方面為全社會做出表率的中央部門，卻扮演了一次知法犯法、欺詐騙財的醜陋角色。一位長居東京的朋友曾經對筆者說過這樣一個真實的“笑話”：在東京出名的“紅燈區”新宿，皮條客竟然經常向“特定”遊客用漢語說出這樣的“招攬辭”：給優惠、有發票！這一“笑話”實在讓人笑不出來。但願那5000張虛假發票中，沒有來自新宿的。
5000張“特別”的虛假發票，使人們再次看清了誠信缺失病症的嚴重程度。當然，勇于揭露、曝光，把“家醜”端到��面上“曬”，也清晰表明了中央整治這一重症的決心。日前國務院已經發出了嚴肅查處、認真整改的要求。
唐駿是否造假，還沒有定論；一些中央部門使用虛假發票，確是審計署認定的事實。而遠比關心唐駿事件更多的民眾，急切對待看那些中央部門造假的責任者們，究竟會受到怎樣的懲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