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分配製度是否公平，最好的標準應該是基尼系數。1978年前我國分配製度是“一大二公”，基尼系數大概是0.18左右，非常公平，但沒有效率。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生産領域進入市場經濟，分配領域也就跟上了。
公平與效率是相輔相成的。市場失靈或者市場機制不健全，公平就會被損害；公平的損害，可以使效率進一步降低。當前的問題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出現了混亂。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領域仍然發揮作用，壟斷行業以壟斷地位獲取壟斷利潤、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都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因此，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解決公平問題，主要是調整國家、企業、居民三者的關係，居民收入佔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要擴大，同時適當壓縮企業和國家的收入。2006年，居民收入佔整個國民收入的44.2%，而這一比例在國外大概是60%—70%，差距十分明顯。我們希望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改變“分蛋糕”的方式，讓居民吃到更多的“蛋糕”。
分配製度改革，從政府來説是“少收多撥”，通過國家讓稅以及更多轉移支付，最終分配到居民個人的頭上。最難的在於企業，比如，怎麼讓企業從利潤裏多分一塊錢給職工？政府站在職工和企業的中間，要兩頭兼顧，既要考慮初次分配怎麼給勞動者更大的比重，也要照顧企業的發展。總的來説，我們的期望就是調高、擴中、提低，擴大中等收入人群，以呈現紡錘形社會結構。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各方面配套。比如稅收、財政、企業的治理結構、工會的談判能力、勞動者的素質，以及勞動者創業的精神等，沒有這些配套，收入分配改革就難以為繼。改革的最大阻力在於高收入群體、壟斷企業和部分企業主。所以調整並不只是政府的事，而需要全社會參與，僅靠一個文件解決所有問題，難度較大。
總的來看，我們規劃了三種手段：一是法律手段，包括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和企業職工工資合理增長機制；二是市場手段，可以給資源重新定價，調節壟斷企業暴利；三是行政手段，比如推進公務員工資改革和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