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規增長正逐步退出，中國經濟全面進入“後危機時代”的復蘇管理。巴曙松對2010年中國經濟政策的脈絡作出自己的解讀。
“2009年最為超常規的幾個環節信貸投放、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以及房地産市場的超常規增長等正在逐步退出，只是表現在退出節奏和程度上，不同的政策退出可能有不同的過程。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方向已經十分明確，這一部分對市場傳遞的信號也比較清楚；信貸投放的正常化也基本清晰，按照合理均衡的投放思路，加之窗口指導的作用，全年的信貸目標應當可以實現；地方投融資平臺則是2010年二季度和三季度宏觀政策正常化的重點，目前應當説處於政策的準備期以及問題的評估時期；針對資産泡沫的房地産政策的退出則處於密集發佈期、接下來是對政策效果的觀察期。”昨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在汎美擔保協會年會上表示。
通過2008底和2009年非常時期的超常規政策，中國率先走出危機，同時整體上全球經濟也開始踏上復蘇之旅。那麼，中國如何把控從危機應對到復蘇管理退出政策？巴曙松表示，不同國家面對的復蘇格局還存在一定的差異，這也決定了全球將由協同一致的危機應對進入不斷分化的復蘇管理過程。中國經濟將從2010年開啟新一輪經濟上升週期，由危機應對全面進入“後危機時代”的復蘇管理。
他認為應該把控從危機應對到復蘇管理退出政策五條主線。其中，復蘇管理下的主要挑戰是通脹預期與資産泡沫。2009年信貸增長和M2增速都創造了歷史的紀錄——2010第一季度新增貸款2.65萬億，佔全年7.5萬億新增信貸目標的35%——即使較為嚴格的量化控制政策得到有效實施，2010年依然需要關注資産泡沫及其通脹預期問題。
另外，基於中國特殊的財政政策執行方式，他認為2010年中國財政政策退出的真正含義並不是大規模的削減支出，而是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
針對地方融資平臺的退出，應以市場化方式清理與規範。巴曙松坦言，地方投融資平臺所推動的基礎設施項目在危機應對時期發揮了很積極的作用，通過帶動投資和擴大內需應對了金融危機最困難的時期，但是少數地方投融資平臺的過度負債等帶來了新的問題。
巴曙松建議下一步規範和清理應圍繞四個方面：第一，將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分類處理，對於省市一級財政收入比較穩定，償還能力較強的，經過必要的規範和清理後，應該對它們繼續提供貸款支援，把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完工；對於財政狀況較差的縣一級平臺，則儘量不提供貸款；第二，投融資平臺的銀行貸款必須與實體建設項目對應起來，重點防範純粹用來借錢的殼公司，這一部分違規行為要重點清理；第三，對打包貸款進行項目的對應和清理，即是説銀行把貸款所對應的項目一一打開和對應，從而明確不同項目的償還能力和風險水準；第四，引入更多的市場化手段。一方面，對一部分有現金流的投融資平臺，可以通過市場化運作，如轉讓股份、轉讓資産等形式，讓他能夠運作下去。另一方面，也可以發行城投債，可以將它視為一種準市政債，經過適當的規範、完善之後，還有發展的空間。
2009年中國危機應對貨幣政策的基調是“適度寬鬆”，而貨幣政策的退出受到各方關注。
巴曙松認為中國的貨幣信貸政策退出本質之一是由超常規的大規模信貸投放轉向正常狀態下均衡的信貸投放。考慮到2010年可能出現的“前高後穩”的經濟增長格局，信貸投放的佈局很可能呈現3:3:2:2的目標格局。
從目前的數據分析，因為一季度的信貸投放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超出7.5萬億的30%，因此，除非放棄7.5萬億的年度信貸監控目標，或者二三季度信貸投放在房地産調控以及地方投融資平臺貸款清理約束下顯著降低，否則擔心二季度依然會面臨與一季度類似的信貸窗口指導。
關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待完善問題，他認為人民幣的匯率制度一直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浮動是正常的，波動幅度大幅降低只是危機時期的特殊應對舉措。而短期目標是積極穩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穩步擴大浮動區間。因此，選擇適當的時機，重新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可能是必須要考慮的政策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