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體現為國家財富的迅速積累,但是相比之下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小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僅成為經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鎖閉了經濟成長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因此,如何實現國民財富重整至關重要。
每人平均GDP
與經濟增長結構轉換的規律
財富分配對財富增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歷史經驗表明,每人平均4000美元是經濟增長結構轉換的拐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相繼實現了每人平均GDP4000-5000美元的跨越。雖然國與國之間存在一些差異,但經濟增長結構轉換與每人平均GDP水準存在很強的規律性特徵。
首先,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發生新變化。從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看,每人平均400美元左右階段,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主要可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大動力。每人平均GDP達到4000美元後,發達經濟體逐漸放棄“以資源促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利潤換資本”等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前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投資驅動逐步轉向主要依靠創新驅動,技術創新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其次,産業結構出現新變化。第三産業上升為主導産業。産業結構變化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內容。隨著每人平均收入水準的提高,産業結構趨向高級化。從整體産業結構看,第三産業將逐漸取代第二産業而居於主導地位。每人平均GDP在達到4000美元之前,經濟發達國家基本處於工業化時期,“投資主導-工業推動”的組合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4000美元之後,由於消費快速擴張,服務業迅速崛起,“消費主導-服務業推動”的組合逐漸成為新的增長動力,第三産業比重超過60%而成為主導産業,産業結構呈現高級化。
再次,勞動力與就業結構出現新變化。大多數發達國家在進入每人平均4000美元階段後,伴隨著人口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巨大變化,出現了“劉易斯拐點”,從而進入了生産要素成本週期性上升的階段。這一階段發達國家積極提高人口素質,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産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社會保障等領域發生深刻變革。
第四,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出現新變化。中産階層崛起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每人平均GDP達到4000美元後,經濟體發生的一個直觀明顯的變化就是中産階層迅速擴大。在現代發達國家中,中産階層人數眾多,如在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中産階層佔全社會家庭總數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産階層是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市場消費的主體,具有強勁的購買力,是消費需求持續擴大的主要來源。同時,中産階層的形成,是推動社會結構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最後,對外經濟結構出現新變化。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本國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IDP)理論,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差額,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每人平均2000-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盈餘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經濟成熟度的重要指標。一般而言,經常收支援續保持盈餘,貿易服務性收支縮小,所得收支盈餘以及對外資産餘額增加的情況表明一國正在向成熟的債權國過渡。比如,上世紀80年代後日本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中的所得收支盈餘超過貿易盈餘,表明日本對外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已經開始從“商品輸出為主”向“資本輸出為主”轉變,日本經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