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3月出現的72.4億美元貿易逆差，並不能反映目前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不能説明中國經濟將進入貿易逆差時代，也不能指望美國保護主義勢力會因此而減弱。
由於歐美經濟復蘇節奏較慢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使得美國對中國産品需求增加的“潛在市場力量”沒有被充分體現出來。相反，中國政府為防止經濟硬著陸所採取的積極救市政策和“後危機時代”結構調整的發展戰略，促進了中國的投資、住行消費以及隨之而來的設備、生産零部件的大量進口。其中，有些還是為扭轉中美貿易逆差所推進的“海外採購行動”的結果，再加上最近國際資源價格的普遍上漲，遂使中國的進口量價大增。
事實上，中國經濟目前宏觀指標數量上的失衡是“內生的”，是今天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真要改變數量上的失衡(比如，貿易順差)，只有把發展放在第一位，並且主要還是通過發揮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和堅持自由貿易的理念，才能達到有效目標。所以一句話，在這個問題點上，只有順其自然！當然，我們也需要在制度上加快改革，為自然的財富積累創造更多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活力點。
面對當前歐美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不少人還認為，歐美經濟已沒了活力，中國經濟可以揚眉吐氣，至少也該“自力更生”。歐美國家的決策層和學者也在呼應這種認知，希望中國加快內需建設，開放市場，肩負起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的“大國責任”。從理論上講，歐美國家一再強壓人民幣增值或市場化進程，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會起到提高當前中國社會購買力、從而促進我們消費和投資的“積極”作用。
不過筆者對此卻不以為然：儘管歐美經濟的復蘇如此艱難，但歐美經濟作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地位並沒有改變。這樣判斷的根據是，歐美國家的創新潛力和能力——優秀的人才、先進的技術、多元化的資本市場、創新扶持的制度體系等，並沒有因金融危機而一下子失去了競爭力，只不過是現在這些火車頭迷失了前進方向。當然，不排除這些火車頭司機因為激勵機制的缺失，或者沒有創新所需要的“財源”，或者需要尋找分擔自身風險的夥伴，而不願擔負起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領頭羊作用。所以，對此大家要形成這樣的共識：只有找到一個全球化環境下能夠帶來“雙贏”效果的嶄新“增長點”，世界經濟才能真正算是走出了這場危機。靠打貿易戰、貨幣戰來調整失衡，最終是兩敗俱傷，得不償失。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若刻意去脫離全球化創造的收入增長的良好環境，過分強調“自力更生”，可能會勞民傷財，事倍功半。
我想説的是，一個還沒有完成財富積累的發展中國家，要像富裕發達國家那樣，毫無顧慮地將全部收入或依靠無法基於自己財富積累的實力來償還的大量借貸資本，來大規模地“時尚消費”，是根本做不到的。對高附加價值商品的消費偏好，是歐美發達國家高附加價值生産能力上的比較優勢所客觀決定的。如果我們犯糊塗，為了承擔所謂的“大國責任”，脫離了自身創造財富的能力而去大量盲目透支，其結果，要麼落入希臘債務危機的命運(政府借錢給老百姓花)，要麼重演東亞危機的悲劇(民間自己借錢花)。
當然，不能否認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在抵禦歐美金融危機的衝擊面前十分脆弱，但是，無論從“危機衝擊”的角度還是“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上述這些不利情況都是暫時的，只要我們有足夠的耐心和決心，堅持制度改革和金融改革深化，那麼，歐美國家一旦找到增長的“新方向”，就會根據以往的成功經驗——一定會再次和中國一起合作來謀求由此帶來的巨大的“雙贏”利益。
總之，在中國目前所處的財富需要不斷積累的現階段，或者打造健康的財富創造模式的階段，由全球化自由貿易所帶來的貿易順差是必然的結果，貿易逆差卻是金融危機所造成的“一時的”産物。只要未來我們能安心地用自身創造的財富去提高生活品質，那麼，以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必定能獲得一個健康經濟的“跨期平衡”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