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著世界經濟進一步復蘇，一些西方國家掀起了新一輪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浪潮，引起國內外人士的普遍關注。美國商務部3月11日發佈報告顯示，1月份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12月的181.4億美元增加至183億美元，其中美國對華出口減少17.6%，降至68.9億美元。隨後，奧巴馬發表講話就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3月15日，美國130名國會議員致信美國財長蒂莫西 蓋特納和商務部長駱家輝，要求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並對此類“蓄意操縱匯率”的國家徵收反補貼稅。
從目前的情況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言論不外乎基於兩種論調。一是“貿易平衡説”，即認為美國在對華貿易中存在的逆差是由於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導致的；二是“抑制通脹説”，即認為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著強烈的通脹預期，唯一舒緩通脹壓力的辦法就是調高人民幣匯率。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眾所週知，自從2005年7月21日中國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升值幅度已近20%。今年2月25日後，人民幣中間價也在連續走高，創下2009 年5 月以來的新高。並且，和以往的情況不同，人民幣近一段時間與美元走勢的相關性已呈現明顯減弱的跡象。這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升值與否並不能直接決定美元的自身價值。事實上，自匯改後，人民幣的市場化程度得到了不斷加深，中國政府在推動這一進程上做出的努力也是堅定和卓有實效的，不存在刻意操控匯率的意願和行動。
從實體經濟層面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目前的貿易順差正逐步縮小，金融危機後新的貿易平衡正逐步形成。儘管近幾個月出口同比大幅增長，但這主要是基於去年的低基數效應，而且出現連續兩個月環比下滑，順差持續收窄的現象，這説明中國出口仍處在恢復性增長，而非擴張性增長階段。在國際上，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復蘇都不是很理想，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歐盟目前也正在面臨主權債危機的考驗，更為中國的外需前景蒙上一層陰影。因此，以中國有順差、美國有逆差為依據炒作人民幣匯率問題，是沒有道理而且毫無意義的。相反，如果美國不顧後果地對中國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而採取貿易制裁，不僅無助於解決人民幣匯率和美國當前日益嚴重的貿易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中美兩個重要經濟體因為人民幣匯率問題所發生的貿易戰逐步升級的話，還將會對世界經濟恢復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進一步減緩世界經濟的復蘇步伐，甚至會使世界經濟“二次探底”。
對於利用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脹預期的説法則主要來自於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 克魯格曼近期發表的一篇題為《中國的天鵝悲歌》(China's Swan Song)的文章。他在文中引用了澳大利亞經濟學家Trevor Swan的理論，並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平衡有兩個目標：第一，讓失業率保持低位同時穩定通脹，而不是降低通脹。第二，把貿易平衡保持在一個可接受的水準。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一個國家可以用貨幣和財政政策調節國內支出，還可以用匯率調節進出口工業的競爭狀態。他認為雖然人們擔心中國可能會由於通脹而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但這並不是中國應該做的。中國應該調整匯率政策，讓人民幣升值。
在3月17日世界銀行公佈的《中國經濟季報》也延續了這一觀點。報告認為，通過人民幣升值，將可以通過降低進口物價和壓低需求來幫助減輕中國的通脹壓力。
那麼以人民幣升值來抵禦通脹的説法是否能夠站得住腳呢？是否符合中國的實際呢？首先，當前中國發生內生性通脹的可能性不大。儘管中國2月CPI 漲幅加快，但主要原因在於春節因素和去年對比基數較低兩個方面。同時為管理好通脹預期，我國貨幣政策已經根據國內經濟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微調，向市場釋放出進一步緊縮的信號，今年開始已經兩次調高銀行準備金率，目前調控效果正逐漸得到發揮。可以講，在短期內，發生通脹的可能性很小。而目前全球産能過剩，西方國家失業率進一步增加，再加上美元強勢，限制了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空間，因此通過人民幣升值來對衝輸入型通脹壓力也沒有太大必要。總之，一是我國的經濟統計數據顯示，目前還沒有出現通脹，二是為管理好通脹預期，中國政府有著一整套的應對措施。
由此可見，通過匯率政策調控中國經濟的方法，目前並不具有唯一性和絕對性。相反，如果人民幣大幅度升值，還將使中國面臨較大的通縮風險，在國內産能過剩、內需尚未明顯啟動、産業升級前景不明的情況下，即使是漸進性的升值，也應該對升值速度和升值幅度相當謹慎。
因此，筆者認為，這次美國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而並非經濟復蘇的實際要求。美國的強硬態度部分源於其出口戰略的調整，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是歷屆美國政府的習慣做法，已經不是什麼新的手段。對於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我們應該充分考慮各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通過強壓使貿易夥伴的貨幣大幅度升值，以達到減少自己貿易逆差的目的，隨意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才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操控”行為，才是我們應該警惕的。
(作者為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學博士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