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新傳出的資訊來看，“兩會”代表委員們對於住房、收入分配、醫改、教育、社保等民生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並且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筆者認為，解決好這些問題，首先需要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尤其需要統一認識，減少不必要的波動。
中央在深入各地各行業調研的基礎上，明確提出2010年繼續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2月22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1月19日舉行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稿時，均強調這一政策取向。針對現實情況和未來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新變化，中央也強調要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
近一段時間，有關“適度寬鬆貨幣政策退出”的議論頻見報端。今年1月18日、2月25日，央行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加劇了人們的揣測。對於加息的推測也此起彼伏。有人認為一旦加息，就是適度寬鬆貨幣政策退出的標誌。如何看待和把握2010年貨幣政策方向以及實際操作，對於確保宏觀經濟穩定，對於實現真正的、持續的經濟向好，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儘管貨幣政策相對專業性強一些，甚至相對“枯燥”一些，但是，在“兩會”代表委員中間形成更廣泛的共識，顯然更有助於宏觀經濟和具體民生領域問題的解決。我認為，拘泥于諸如對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7%左右、新增信貸資金控制在75000億元這些宏觀數據的討論，恐怕無助於形成更廣泛的共識。而對於2010年形勢下“適度寬鬆貨幣政策”新內涵的討論，可能更有價值。
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2010年適度寬鬆貨幣政策的新內涵：
一是“支援經濟不撤火”。
雖然學術界可以討論寬鬆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退出的問題，但在決策層面，這卻是一個很重大而且很嚴肅的問題。經濟企穩向好並不等於經濟根本好轉；經濟根本好轉也還不等於能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軌道。經濟缺乏內在動力和活力的情況比較突出。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地把促進經濟的政策退出的話，就可能前功盡棄，甚至使形勢發生逆轉。
溫總理在去年12月28日指出，“世界經濟是互相聯繫的，但是各國採取的應對危機的政策是不一樣的，政策退出的時機和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就我國而言，對待經濟復蘇和經濟持久發展問題須持十分審慎的態度。從貨幣政策而言，對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支援力度不能減，更不可輕言退出。
所謂“不撤火”，就是至少要保持75000億元左右的信貸投放規模，根據需要還可以略增。
二是“適度調節不生硬”。
要做到準確分析形勢，提高針對性靈活性，注重調節實效。2010年信貸投放規模少於2009年，這本身是調節。但調節目標不應僅僅體現在或者主要不應體現在量的縮減上，而是結構的調整上。
適度寬鬆貨幣政策基調不能變，根本原因是經濟尚未完全站穩。但我們也必鬚根據形勢發展的變化，調整政策。政府投資和信貸投放已經注意向民生傾斜，向環保和技術創新傾斜。2010年的投資力度不減，但內涵要發生變化，要更加重視發展社會事業，更加重視技術創新，更加重視節能減排。
中央已經提出了“加強形勢分析”的要求，發改委、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局等部門已在這方面展開工作。具體而言，要充分考慮去年同期基數影響，加強對主要指標的環比分析，密切跟蹤市場需求變化，準確判斷形勢。
在此基礎上，保持貨幣信貸合理充裕，著力優化信貸結構，把握好信貸投放節奏，防範金融風險，提高金融支援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是“統籌把握不變調”。
貨幣政策必須堅定地服務大局，堅持正確的方向。支援經濟企穩向好，支援加快結構調整，支援轉變發展方式，這不能變。不可簡單地把管理通貨膨脹預期理解為壓信貸，緊縮貨幣供應，避免因政策信號紊亂製造更多的“政策焦慮”。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本身就包括根據新形勢新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政策實施的力度、節奏、重點。而具體的平衡點，就在於“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的關係”，既要保持足夠的政策力度、鞏固經濟回升向好勢頭，又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