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兩會”召開在即，多個省市傳出“漲工資”的風聲，江蘇省在全國率先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從2010年2月1日起江蘇省內各類地區的最低工資漲幅超過12%。此外，北京市、重慶市、東莞市等也紛紛表示初步具備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條件(《經濟參考報》1月26日)。
在一些人看來，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並不見得有多麼重要，相反還有可能適得其反，其理由是，真正按最低工資標準拿工資的職工只是極少數，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不具普遍性，並且，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最終會增加企業，特別是低端企業的經濟負擔，反而會造成更多人失業。不得不説，這樣的擔心有其道理，但我要説的是，現階段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一事遠非這麼簡單，尤其是多省市均自發“漲工資”更是十分少見，其間流露的資訊值得尋味。
我們知道，我們正在從經歷了一年之久的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全國和各地的經濟數據也印證了這點，企業的贏利能力在增加、國家稅收在增加、GDP在穩步增長。然而，與以上數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收入並沒有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在一些中小企業和因金融危機而瀕臨破産的企業中，職工的收入還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在這種前提下，採取有效手段提高職工收入自然成為了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民生問題，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準，而最低工資標準作為維護低收入階層經濟利益的最有益手段自然責無旁貸。
應該説，各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風聲還遠不是內容的全部，其本質是，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居民收入和以GDP為代表的一系列經濟指標之間越來越不成比例，甚至呈現出逆合理化的趨勢。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呂薇就曾表示，在GDP中，勞動者報酬的份額在逐步下降，比如説從1995年到2007年，勞動者報酬在GDP當中的比例從51%下降到39%。但是，同時企業盈餘從23%上升到31%，如果把近兩年勞動者報酬佔GDP比例也列入其中，差距一定會更多。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多省市“漲工資”的風聲解讀為民生對普遍提高居民收入的企盼。這裡面還隱藏著兩組資訊，其一，雖然同為漲工資，但重點是上調中低收入者的工資水準，切實提高他們的收入水準，理論和實踐也證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準對擴大內需的作用更大更明顯；其二，在漲工資的同時，尤其是要防止某些壟斷部門和政府機關也借機漲工資，使民生的最基本期盼被利用，從而讓既得利益者受益，卻令民生很受傷。網友們在新聞後的跟帖也充分説明瞭這一點，他們一方面希望通過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等方式使民生受惠。另一方面，也忌諱原本善良的動議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每一個樸素願望的背後都是一顆顆赤誠的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更是如此，與漲工資通過地方“兩會”的形式傳達出來相比，我更認為這次漲工資的動議是因民生而起的，或者説，並不是為了漲工資而“漲工資”，而是為了讓我們的收入分配體制更加合理。在我看來，這正是各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民生解讀。（徐光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