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是什麼,它是一條可以被很多國家效倣的發展道路嗎?中國政府從未有人觸碰這個話題,但從西方到東方,它卻被大量學者及媒體以不同態度和口吻談論、爭辯。經常主導西方媒體風向的美國《紐約時報》近日再刊長文,評論俄羅斯執政黨到中國開會學習執政經驗,稱“考慮到中國共産黨曾從蘇聯獲得靈感,然後雙方陷入漫長的不和,可以説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中國模式”話題在世界範圍內出現大約始於2000年,隨著中國經濟數字的攀升幾乎同比例增長,2008年以來,北京奧運會、世界金融危機加上2009年新中國成立60週年使這個話題達到關注沸點。一些西方人懷著“狼來了”的心態談“中國模式”,擔心這種模式的吸引力增長可能導致世界權力轉移,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希望從中國獲得社會轉型的經驗。一位中國專家18日對《環球時報》説,西方模式的影響顯然仍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主導地位,中國發展的這幾十年對創造一個成熟政治經濟模式還太短,因此中國現在低著頭髮展,不談模式的做法是對的。
“歷史性轉變”?
《紐約時報》網站18日的這篇報道題目是“俄羅斯領導人視中國為執政楷模”。文章寫道,俄羅斯統治者發現了一個未來成功的榜樣,統一俄羅斯黨越來越考慮如何能夠效倣中國共産黨,特別是相對順利地挺過金融危機方面的技能。該黨本月甚至與中國共産黨高級官員舉行了一個特別會議,親耳聆聽他們如何運用權力。報道評論説,俄羅斯人很在乎近幾十年裏兩國走的不同道路,“他們十分清楚,俄羅斯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經歷了許多黑暗的日子,而中國似乎更為順利地實施了十分相似的轉型”。
《紐約時報》稱,縱觀近幾個世紀,俄羅斯一直搖擺于東西方,其身份從未確定,在普京統治時,政治領導人逐漸不屑于俄羅斯必須擁抱西方式民主或政府的想法。美國《數字化日報》網站18日評論説中國成為“新美國”。文章寫道,俄羅斯在複製中國的統治模式,這表明全球政治影響力正從美國轉向中國。文章把這稱為“里程碑事件”:以前從未有過一個超級大國轉向中國尋求政治經驗。中國經濟及政治影響力的加強不會就此止步。很快它可能匹敵美國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無疑,中國是當今全球經濟舞臺上的巨人。而僅僅數十年前這還是不可想像的。當時的常識是:一個有著中央指令經濟的共産黨國家,又有數百萬人挨餓,怎能一躍成為一個金融中心?”
《紐約時報》所説的特別會議是9日至10日在綏芬河舉行的中俄政黨論壇。美國一家媒體説,許多發展中國家欽羨中國,以及中國在過去20年來的快速發展,俄羅斯不屬於那些國家之一,親華通常限于新歐亞主義者(認為俄羅斯是一個亞洲國家,註定要跟歐洲發生衝突)和共産黨等邊緣運動組織,但這種情況可能要改變:統一俄羅斯黨和中國共産黨上周在位於俄中邊界的綏芬河舉行了一個會議,看上去俄羅斯人想要從中國那裏學習經驗。俄新社9日報道,統一俄羅斯黨杜馬黨團副主席瓦列裏認為,“共産黨在中國的主導作用很明顯,我們有意關注中國在一黨執政的框架內國民社會主要體系的發展、該黨在國內進行的經濟改革及其在危機條件下建立的經濟模式與社會模式的經驗。”俄羅斯《觀點報》15日題為“我們有需要向中國學習的東西”的文章説,俄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奧斯特洛夫斯基説:“與俄羅斯不同,中國沒有實施價格自由化和全面的企業私有化。中國沒有像我們那樣出現畸形的價格飛漲。中國同時發展各種形式的私有經濟,中國的改革是緩慢和逐步進行的,而我們于1992年全面改變了經濟體系。”俄新網10日稱,俄共杜馬代表瓦季姆認為,中國共産黨穩定經濟的經驗不僅令俄羅斯産生興趣,在歐洲、美國與亞洲也受到關注。不過他認為,這些經驗並不適合當代俄羅斯土壤。
世界對“中國模式”反應不一
英國知名媒體人雅克斯著有《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他18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説,西方議論“中國模式”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開始的,中國當時剛起步,所以關注有限;第二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的大背景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動蕩。第三階段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對“中國模式”的關注和議論幾乎與經濟的迅猛發展同比例增長。
英國《衛報》曾將2008年稱為“中國模式年”。文章説,中國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自由民主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中國模式不僅對該國的沿海新精英有吸引力,還成為從莫斯科到迪拜、從伊斯蘭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樣。文章還説,中國的吸引力在西方也在增加。商人、媒體大亨和設計師都擁向中國。
本月初,《環球時報》記者在越南採訪時,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杜進森所長説,“中國做對了,我們就對了”,“胡志明説過,中國的革命已經照亮了越南革命的道路。今天我們也可以套用這句話,中國的改革照亮了越南的革新之路”。他説,中國每人平均GDP已經達到3000美元,越南剛剛達到1000美元。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黃金時期,中國已經成功走過了這個時期,中國的做法值得越南借鑒。一位柬埔寨的分析人士説,柬埔寨是多黨制,但現在的政府在發展道路上在悄悄地學中國。執政的人民黨希望做大做強,長期穩定執政,同時在民族和解上也學習中國。一位與尼泊爾政治家普拉昌達關係密切的華人18日對《環球時報》説,普拉昌達曾不止一次地對他表示,尼泊爾的秩序一旦平靜下來,就會借鑒中國的發展道路,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本國經濟。
日本和韓國在政治上採納了西方的模式,但記者發現日本的學術圈已經有人在做“中國模式”的課題研究,希望找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可供日本借鑒的方面。韓國國內對中國經濟發展報道很多,但談論“中國模式”的不多,很多韓國人認為韓國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橋梁,韓國模式在東南亞和非洲地區應該推廣。在泰國,很多人對《環球時報》記者講過一個傳説:上帝給各國分配土地時忘記了泰國,最後只好把留給自己的那塊最好的土地給了泰國。泰國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本國最好,對美國模式、中國模式等都不太感興趣。在非洲,很多媒體都談論過中國模式,中非通訊社10月15日的文章稱,中國模式對中非具有相當重要的借鑒意義。文章説,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是自身的多元化色彩和從未被外來干涉打斷而形成的獨特傳統,這給了中國發展的紮實根基和永恒動力。
英國《金融時報》曾刊登一篇題為“中國模式背後的真相”的文章給“中國模式”潑冷水。文章説,30年前,中國與世隔絕,舉步維艱,貧困率與馬拉維不相上下。如今,從委內瑞拉到越南,所謂的“中國模式”,吸引力隨處可見。但是,是否過去30年中的戰略決策和非決策累加起來便形成了成熟的發展模式?這值得懷疑。“中國模式”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複製性和週密計劃,這三個方面都還有待商榷。該報另一篇文章説,“中國還是一個19世紀那種繁榮與蕭條迴圈往復的經濟體。”
“躊躇的世界領袖”
《華盛頓郵報》曾在一篇文章中説,上世紀80年代,西方專家曾預測中國政府已窮途末路;接著,西方人認為網際網路將不可避免地解放中國,“資訊將搗毀竹幕”;後來,中國的穩定使西方領導人希望和預測富裕增加將改變該國的政治體制。但在中國,中産階級支援或至少追隨現在的政治秩序。文章説,當美國在世界各地遭遇民意和影響力打擊時,中國卻雙獲豐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冷戰結束以來,首次有了不同於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和民主的成熟發展模式。當美國的模式褪色時,中國得到了新的光芒。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9月26日在歐美同學會舉行的一個論壇上説,將“中國模式”稱為“中國案例”更準確。針對近期“北京共識”、“華盛頓共識”、“後華盛頓共識”之爭,趙啟正説,中國沒有推廣自己經驗的意思。
英國《金融時報》今年的一篇文章把中國稱為“躊躇的全球領袖”。很多外國專家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提到,儘管中國看上去是這場金融危機中的“強者”,但仍保持了謙遜的態度,在對美國華爾街的批評上,甚至不如美國的盟友歐洲那樣激烈,公開談論“中國模式”更多的反倒是西方國家的媒體。法國一家媒體16日的文章稱,中國在擺脫全球性經濟衰退中所發揮的排頭兵作用讓許多國家對中國模式産生了一定興趣,但中國可能會以一如既往的低姿態,對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不置可否,以規避可能招致的“樹大招風”的消極影響。
英國專家雅克斯説,從目前來看,美國模式是“全球性的”,中國模式是“地區性的”,包括歐洲、俄羅斯等在內的多數國家可能不會真學習中國模式經驗,因為在他們眼中,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它們已經步入發達國家行列。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維為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説,現在有西方模式和中國模式,而西方模式中又分為歐洲模式和美國模式。在中國模式這個問題上,學術界強調漸進性,西方一些人強調政府作用甚至簡化為權威政府、勞動力便宜、出口導向等,其實中國模式涉及方方面面,並非他們想像的這般簡單。若説勞動力便宜,非洲和南亞的勞動力比中國還便宜;若説出口導向,拉美一直是出口導向型,但都沒形成中國模式的影響。
一位中國專家對《環球時報》説,與蘇聯、美國都以強力推動自己的模式不同,中國是在踏實地走自己的道路,讓其他國家自由地做出判斷。另外,不能將中國模式僅僅理解為經濟增長。
張維為説,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同樣也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國家,一個國家的模式不能完美地複製。中國模式的形成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底蘊,只能給人以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