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衝擊中,中國經濟以頑強的“V”形反轉之勢走過了2009年。而2010年無論對於實現經濟全面復蘇,還是謀求發展方式轉變而言,都是關鍵之年。 那麼新的一年中國經濟將會走向何方,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對此,本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專訪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湯敏強調,為了解決目前存在的深層次問題,2010年必須抓住機遇進行大的結構性改革。
2010年經濟將平穩增長
問:2010年中國經濟會呈怎樣的走勢?
湯敏:2010年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肯定會好于2009年,同時由於宏觀刺激經濟的效果大體上已見效,2010年的經濟增長勢頭也會略好于2009年。從經濟增長速度來説,2010年上半年的增長率可能會略高一些。這主要是因為今年頭兩個季度的基數較小。
在較高的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會不會出現高通貨膨脹?我認為不會。一是各個行業生産普遍過剩,提價的動力不足。二是國際經濟只能是緩慢恢復,輸入型通脹的壓力還不大。三是2009年的糧食生産還是大豐收,食品價格隨著農民收入與農業成本的上升而上升的幅度會比一般産業都高一些,但可能不會出現暴漲。不過,由於農産品受天氣影響比較大,變數多,需要密切關注。
問:2010年發展的有利條件有哪些?
湯敏: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很多。首先是有一個相對較好的國際環境。美歐日等國家地區經濟已經開始緩慢復蘇,發展中國家也從危機中走了出來,因此外部環境對我國外貿出口有利。
從國內情況來看,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積極性已經開始調動起來。隨著國家的一系列促進內需、産業振興的措施落實到位,供需雙方都有加快增長的潛力。另外,依舊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還使企業有一個較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結構性改革是主題
問:2009年年初您曾提到,政府投資拉動民間資本是2009年經濟的核心。那麼您認為2010年經濟的核心或主題在哪?
湯敏:2010年經濟的主題應該主要是結構性改革。從國內的情況看,現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怎樣保證一定的增長速度,而是怎樣充分利用這一財政貨幣政策比較寬鬆的機遇,利用通脹較低的機會,加快改革、加快結構性調整。我覺得這是2010年最重要的任務。
問:為什麼需要結構性的改革?
湯敏:目前經濟已經復蘇,不需要大規模刺激就可以保持增長。現在關鍵是要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包括兩種問題:一是刺激經濟過程中産生的新問題,需要加以調整;二是本來經濟結構中就存在的問題,是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很多深層次問題,應加緊解決。
房地産需要“軟著陸”
問:刺激經濟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有哪些?
湯敏:儘管刺激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有很大促進作用,但也産生出一些新的問題。
一是房地産泡沫。由於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上一些刺激房地産市場措施的實行,2009年房價急劇攀升,天價樓盤、地王不斷出現,而房地産價格離老百姓支付能力越來越遠。從全球經驗來看,由於房地産規模非常大、影響面巨大,而且是投資工具,所以很容易産生泡沫,嚴重的房地産泡沫最終會導致國家經濟和金融的危機。
中國的房地産泡沫正在形成,現在要考慮的問題一是讓它不要再繼續吹大;二是使房地産市場“軟著陸”,不會造成經濟的巨大震蕩。因為一旦房價下跌過快,房地産崩盤,它所造成的衝擊會非常大。
二是“國進民退”。在國際經濟形勢嚴峻、民營企業收縮投資準備過冬的時候,僅靠民營企業是帶動不起來經濟增長的,所以用國企投資、用基礎設施建設把經濟先拉動起來,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是現在經濟已經恢復增長了,這時需要進一步調動民間投資,同時,對國有企業的過度投資也要有所制約,比如2009年出現的一系列天價地王大都是國有企業,有些國企擴張過快、風險加大,這點必須有所警惕。
三是如何逐漸淡出適度寬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2009年的貨幣擴張和財政政策的擴張,在2010年就要逐漸收縮,最終根據形勢的變化全部退出。如何在擴張政策退出的情況下繼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這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這些刺激政策雖然不一定在2010年退出,但是總要逐漸退出的,要爭取在對市場不産生重大震蕩的情況下退出。
要從機制上解決三大難題
問:中國經濟轉型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有哪些?如何解決?
湯敏:第一大問題是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經濟經歷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但是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問題,需在未來逐步解決。解決收入分配需要通過稅收、低保、社會福利體系的建立健全,但僅靠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是不夠的,重點還應該在一次分配上,關鍵是要通過市場的機制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
第二是社會福利問題。既要幫助現有困難群體過上體面的生活,還要幫助未來有可能成為困難群體的所有人,減少他們的風險。當務之急是把農民工、農民、城市非正式就業人群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建立起來。要利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抓緊社會福利體系建設。
第三個深層次問題是要防止盲目追求增長速度的現象再度出現。我認為要有一個“鞭打快牛”的機制。為什麼轉型喊了多年轉不過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現在的體制機制都是鼓勵地方政府高速增長的,而需要轉變增長模式的那些領域,卻是能造成高增長的領域。儘管我們每年GDP增速定的是8%,但今年有的省市增長達到16%。一旦追求快速增長,就顧不得結構性問題了。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對GDP增長過快的省市給予一定的約束,比如説提高他們的節能減排的指標,或減少財政轉移支付等,促使他們改變增長模式。(路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