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總統盧拉上臺執政以來，巴西在國際舞臺的定位和影響力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突破，外長塞爾索 阿莫林作為巴西外交政策的“總設計師”功不可沒。
在國際關係舞臺上，阿莫林有過很多傑作：2003年WTO坎昆談判期間，他與發達國家代表博弈，堅決維護髮展中國家的立場和利益；他利用巴西生物能源優勢來促進與世界各國更多的對話與合作，藉此擴大巴西的國際影響力；他還積極接納“金磚四國”這一概念，大力將之促成為現實的富影響力的地緣政治合作架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阿莫林縱橫捭闔，身體力行地讓世界更多國家和民眾聽到巴西的聲音。
2010年4月9日，在第二次“金磚四國”峰會舉行前夕，阿莫林外長在巴西外交部“水晶宮”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暢談他對第二次“金磚四國”峰會、中巴兩國發展與合作前景的看法。
“金磚四國”制定未來議程
廣州日報：第二次“金磚四國”峰會的籌備工作進展如何？
阿莫林：籌備工作進展順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一系列前期會議包括央行會議、商界、學者會議，還包括農業部長會議已經舉行。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金磚四國”峰會在巴西已經成為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處處都可以感受到峰會的氣氛。事實上，民間社會對“金磚四國”峰會的熱情也很高，在裏約熱內盧甚至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金磚四國”的研究中心。
我認為“金磚四國”峰會拓展人們的想像力。“金磚四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IMF預測，未來6年，“金磚四國”的增長佔全球總增長的62%，而G7增長僅佔12%。
廣州日報：作為主辦國的外長，您對這次峰會有什麼樣的期待？
阿莫林：這是“金磚四國”舉行的第二次峰會，這是一個鞏固合作的過程。我認為領導人會面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是制定未來議程的人。
在經濟事務領域，“金磚四國”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團體，例如四國合作在IMF中可擁有否決權，這體現出“金磚四國”被重視的程度。除了經濟領域，“金磚四國”在其他領域，例如氣候變化問題等，也將會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
不過，我認為還有一個議題有待討論，那就是商業安全。我感覺各國尚未徹底考慮到新的實際情況，也許因為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此外，我也期待各國領導人能就一系列國際時事議題展開討論。
廣州日報：明年會有第三次“金磚四國”峰會嗎？如果有，將在何時何地舉行？
阿莫林：我希望會有。但既然是明年的事情，具體的時間我現在並不知道。這是四國領導人決定的事情，既然第一、二次峰會是在俄羅斯和巴西舉行，很顯然第三次峰會的舉辦國將會是亞洲國家。所以，我們正等待邀請(笑)。
廣州日報：您認為“金磚四國”對於全球經濟復蘇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阿莫林：去年中國、印度經濟依然保持增長，巴西雖然沒有實現增長，但是至少經濟沒有出現衰退。根據預測今年巴西的GDP增長率可能回升至5%甚至6%。這對世界經濟無疑産生十分重要的影響。從某種程度來説，當發達國家還在努力復蘇的同時，是“金磚四國”在幫助世界經濟以及支撐起全球貿易。否則，情況會變得更糟。
以巴西為例，在過去8年巴西與中印俄的貿易總額從100億美元增加到500億美元左右，增幅為五倍。去年，中國成為巴西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而在六七年前，巴西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占出口總額的28%或30%左右，而現在對美國出口的比例下降至10%左右，對中國和印度等國家的出口比例則出現增長。我認為，這就是未來發展的模式，“金磚四國”就是未來的模式。
廣州日報：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聲音變得更響亮了嗎？
阿莫林：是的，新興市場國家的聲音正逐漸變得響亮。G20作為討論國際經濟事務的平臺已經取代了從前的G7或者G8。
除了“金磚四國”外，還有墨西哥、阿根廷和南非等國家加入討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數目取得了很好的平衡，這一點非常重要。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並不等於全世界。
任何重要的決定仍然應該拿到更廣泛的平臺，例如拿到聯合國大會上去討論。我的意思是，“金磚四國”很重要，但我們在交流和溝通的過程中，應該依然保持謙虛平和的態度，而且，不應該單從本國利益出發。
國內市場是巴西抵禦危機的盾牌
廣州日報：巴西在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復蘇的過程中表現如何？有哪些國內政策成果顯著？
阿莫林：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因素對巴西幫助很大：
首先是政府決策，特別是促進收入更好地分配和減少貧富差異等政策，因為這些政策能夠鞏固國內市場。巴西抵禦危機影響的最主要“盾牌”就是國內市場。許多過去不太買東西的民眾如今有能力去買電視機等商品，這使得經濟保持穩定。
第二個因素是，早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前，巴西已經很好地促進貿易關係多邊發展。中國、阿根廷等南美國家，甚至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對於巴西的出口都變得越來越重要。相對的，美國和歐盟的重要性在下降。當然我們的出口依然面向所有這些國家，但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在增加，已經達到53%至54%左右。而僅僅在八年前，這個比例是少數。巴西的出口增長很快，巴西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更快，這是我們應對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點是，我們的金融機制非常穩定。我們在數年前完成對金融體制的改革，我們有非常強大的國有銀行。在銀行業遭遇信用危機時，這些機構能夠給小型銀行提供強有力的支援，以及對工業、農業和消費者提供貸款。
廣州日報：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哪些？
阿莫林：當然有。舉例子來説，裏約熱內盧將在2016年舉辦奧運會，我們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北京奧運會學習。這其中涉及的一個問題就是巴西的基礎設施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特別是在能源、交通和港口等方面。
此外，在發展生物能源和減少貧困方面，巴西也面臨很大的挑戰。
廣州日報：您如何評價中國經濟發展狀況？
阿莫林：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了不起。我肯定中國還將繼續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而且很可能在數年之內會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的引擎。
記者手記
見識“世界最佳外長”
因智利總統到訪，我們對阿莫林外長的專訪時間在最後一分鐘被推遲。這頗讓記者惴惴不安，不知採訪能否順利……
記者如約抵達外交部後，正好碰上巴智兩國總統舉行新聞發佈會。在一眾官員中，記者遠遠地認出了阿莫林外長。一如此前從照片中得到的印象，這位年近七旬的巴西外長溫和親切，沒有讓人敬而遠之的距離感。
記者特別詢問巴外交部新聞官莉莉安，專訪時間會否因外長公務繁忙而縮短。莉莉安的答覆是：“完全不會，你可以與外長暢所欲談。”
結果，這次“暢所欲談”從原計劃的一個小時延長至一個半小時。其間阿莫林外長認真地聆聽記者的提問並予以作答，絲毫不覺疲倦，也沒有應付的態度。在訪談中，“talk”,“discuss”和“meet”是阿莫林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這些詞有著同一個意思——“溝通”。
“溝通”是阿莫林主導的巴西外交政策最核心的理念之一，也是他每天身體力行在做的事情。他與世界各國領導人溝通、與巴西普通民眾溝通，與我們這些來自遙遠中國的媒體記者溝通。他盡力去聆聽更多人的聲音，也盡力讓更多人聽到巴西政府的聲音。
面對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所給予的“世界最佳外長”的美譽，阿莫林表現從容：“我不是一名政客，但我是一名職業外交家。”這句話説得很實在。是的，“世界最佳外長”可能只是一家之言，但阿莫林讓記者感受到的坦誠、熱忱、睿智和精明，確實是對“職業外交家”的最佳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