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兩岸談判與對話，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必由途徑，也是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的重要手段。

　　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商談與對話的基礎。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與臺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作為兩岸分別授權的民間團體，自90年代開始實現接觸後．所進行的包括第一次"汪辜會談"在內的各種層級的17次商談和1998年10月的政治對話，就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平等協商的體現，兩岸商談與對話，已在兩岸關係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對解決兩岸交流中的具體問題、維護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促進兩岸經貿合作和各項交流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也為促進兩岸關係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氣氛。兩岸商談與對話的曲折歷程表明，政治分歧是影響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根本障礙，只有進行政治談判，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

　　一、兩岸公開接觸與商談的開始

　　1986年5月3日，臺灣"中華航空公司"B198號波音747貨機機長王錫爵駕機自泰國曼谷飛往香港途中，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要求在祖國大陸定居。為妥善處理這起事件，經過中國民航兩次電邀，臺灣當局終於同意"華航"代表與中國民航代表進行商談。從5月17日至20日，雙方通過 4次商談，達成了協議。這是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有關方面就處理具體問題進行的第一次公開商談。

　　1990年7月21日、8月13日，臺灣軍警在兩次遣返大陸私渡人員時，採取非人道的做法，致使 46人死亡。①為杜絕今後發生類似慘痛事件，同年9月，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與臺灣的紅十字組織在金門舉行商談，就解決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問題進行協商，並簽訂協議書，後稱"金門協議"。其中規定遣返的原則是"應確保遣返作業符合人道精神與安全便利"，並且規定遣返交接地點(馬尾-馬祖，金門-廈門)和程式。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分別授權的民間團體簽訂的第一個書面協議。

　　從1987年底長達30多年的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後，兩岸接觸與商談形勢出現新的情況。一方面，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迅速擴大，同時也衍生出許多具體問題，包括涉及兩岸人員的各種糾紛和犯罪活動等突發事件。這些問題直接影響到兩岸同胞間的正常交往，亟待妥善解決，因而兩岸事務性商談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隨著兩岸交流的不斷擴大和深人，臺灣民眾要求臺灣當局改變不合理政策與做法、解決兩岸交往中衍生的具體問題的呼聲日益高漲。面對各方壓力，臺灣當局實際上不得不調整"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1990年11月21日，臺灣方面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並於1991年3月9日正式開始運作，規定以"中國的、善意的、服務的"為工作宗旨。海基會是臺灣當局授權與大陸聯繫、協商、"處理涉及公權力的兩岸事務的惟一機構"，是臺灣當局推行大陸政策的重要工具，當時與"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構成一套對大陸丁作的體系。在海基會成立前夕，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就海基會即將成立發表談話，表示，"對於臺灣省的任何團體和個人，只要是真正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促進'三通'和交流，我們都願意與之接觸，進行討論。"祖國大陸有關方面還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作為兩岸接觸商淡的第一步，祖國大陸同意進行事務性、經濟性商談，在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解決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促進兩岸交流與合作，為實現兩岸政治談判逐步創造條件。

　　1994年4月28日至5月3日，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陳長文率團來北京訪問。4月29日，國務院臺辦副主任唐樹備在會見陳長文時，提出了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應遵循的五條原則：

　　(一)臺灣是中國領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的統一是海峽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和神聖使命，兩岸同胞都應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

　　(二)在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事務中，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也對"一國兩府"以及其他類似的主張和行為。

　　(三)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考慮海峽兩岸存在不同制度的現實，應消除敵意，加深了解，增進共識，建立互信、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地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各具體問題，維護海峽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

　　(四)積極促進和擴大兩岸同胞的正常往來，儘早實現直接通郵、通航、通商，鼓勵和發展海峽兩岸經濟、文化、體育、科技、學術等各方面的雙向交流。

　　(五)海峽兩岸許多團體和人士致力於促進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應繼續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同時，為解決海峽兩岸交往中各方面的具體問題，應儘早促成海峽兩岸有關方面以適當方式直接面談。

　　為便於與臺灣海基會聯繫、商談，1991年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該會是以促進侮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和平統-為宗旨的民間團體，可根據有關方面的授權，與臺灣當局有關部門和其授權的團體、人士接觸商談，並簽訂協議性文件。海協的成立，正式確立了與臺灣海基會進行制度化接觸商談的渠道。

　　二、 l992年兩會關幹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海協成立後，根據國務院臺辦的授權，堅持以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會交往和事務性商談的基礎、從l992年3月至 l993年4月，與臺灣海基會主要就"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開辦海峽兩岸掛號函件遺失查詢及補償業務"兩項議題進行商談。中國公認員協會和中國通信學會郵政專業委員會分別參加這兩項商談。

　　商談初始，如何對待一個中國原則，就成為兩會交鋒和鬥爭的焦點。海協主張，一個中國原則是兩會交往、事務性商談的基礎，兩岸交往中産生的具體問題是一個國家內部的特殊事務、應本著一個中國原則，通過協商加以妥善解決。但海基會一方面按照臺"陸委會"的要求，表示"沒有受權談一個中國問題"，另一方面又在商談中提出一些明顯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主張。例如，在解決兩岸公證書使用問題中，海基會提出比照國家間駐外使領館認證的做法來處理大陸公證書在臺灣的使用；在開辦兩岸掛號函件業務問題中，援引國家間通郵的做法。臺灣當局回避討論一個中國原則問題，又企圖利用商談達到政治目的，造"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做法，使兩項本來單純的事務性議題複雜化。

　　事實表明，要進行兩岸商談，首先要確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沒有這樣一個共識作為基礎，兩岸事務性商談無法進行。因此，在兩會1992年3月第一次工作性商談結束後，針對臺灣當局的曲解，並考慮到部分臺灣民眾的疑慮，海協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就兩岸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問題，作了進一步闡述。唐樹備指出，首先，商談要反映現實，一個中國是客觀事實。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考慮到兩岸存在不同制度的現實才能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地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各種具體問題，真正維護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第二，本來雙方對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沒有分歧，這見之於中共領導人的談話，見之於中國國民黨領導人的談話，見之於臺灣當局公佈的有關文件。明明雙方都認為是"一個中國"，偏偏臺灣當局某些主管大陸事務的官員，不同意雙方提一個中國，不同意雙方本著一個中國原則處理兩岸交往中的問題。第三，我們提出在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是要雙方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並不是要與海基會討論-個中國的涵義。至於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態度的方式，雙方可以協商。此後，海協將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概括為：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應本著一個中國原則協商解決；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討論，並願意聽取海基會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

　　海協上述合理的主張在臺灣同胞中引起反響，也使臺灣當局無法回避這個問題。臺灣當局內部出現了是否在事務性商談中應表明-個中國原則態度的意見爭論。從4月起，經過長達3個多月的討論，1992中8月1日，臺"國統會"作出關於一個中國涵義的結論。該結論稱："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的涵義有所不同"；"1949年以後，中國處於暫時分裂的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這份結論表明，臺灣當局一方面鼓吹"兩岸分裂分治"，謀求與祖國大陸"對等政治實體"的地位，另一方面不得不表示"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的立場和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實。

　　鋻於臺灣當局已作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表態，8月27日，海協負責人發表談話指出，確認"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對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表明，在事務性商談中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已成為海峽兩岸的共識"。同年9月，兩會秘書長在廈門會面，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問題非正式交換意見。海協代表向海基會代表表示，"臺灣方面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結論，説明雙方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已有共識。但我們不同意臺有關方面對一個中國內涵的解釋，也不可能與海基會討論關於一個中國的內涵"，建議海基會認真考慮直接引用"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

　　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海協與海基會在香港進行工作性商談。商談中，海協代表提出五種有關表述堅持-個中國原則的方案，海基會代表也先後拿出八種表述方案(五種書面表述方案、三種口頭表述方案)與海協代表進行討論。其中第八種（口頭）表述方案是："在海峽兩岸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 但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海基會代表稱此案為臺方的底案，並建議"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

　　香港商談結束後，11月1日，海基會代表發表書面聲明表示，有關事務性商談中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建議在彼此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各自以口頭方式説明立場"。海協研究了海基會的第八個表述方案，認為這個方案表明瞭海基會謀求統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雖然海基會提出"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但沒有具體論述臺灣方面的看法，而海協歷來主張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鋻於海基會表示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謀求國家統一的態度，此，海協可以考慮與海基會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提出希望海基會能夠確認這是臺灣方面的正式意見。11月3日，海基會發佈新聞稿並致函海協，表水已徵得臺灣有關方面的同意，"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同日，海協副秘書長就此事與海基會秘書長陳榮傑通電話時表示，這次兩會工作性商談，"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上取得了進展"、"貴會建議採用貴我兩會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錶述一個中國原則。我們經研究後，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口頭表述的具體內容，另行協商"。11月l6日，海協致函海基會，指出海基會在香港商談中就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提出了具體表述內容(見附件)，其中明確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重申了同意以各自口頭表述的方式錶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的態度，並提出海協口頭表述的要點："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含義。"海協以附件的方式，將海基會在香港提出的第八個表述方案附在這封函中，作為雙方彼此接受的共識內容。12月3日，海基會回函對此未表示任何異議。海基會也從未否定海協11月6日在函中附去的海基會在香港商談中提出的第八案。

　　此後，兩會都認為經過協商達成了共識。構成1992年兩會共識的就是上述兩段經過協商、相互認可的具體內容。共識中，兩會都表明瞭"努力謀求國家統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態度。對於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海基會表示"認知各有不同"，海協表示"在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做了求同存異的處理。顯而易見，1992年兩會達成的共識，是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這個共識的實質，就是雙方以各自口頭表述的方式，表明瞭"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並在此前提下，暫時在事務性面談中擱置了關於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爭議。1994年1月，唐樹備在海協第一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上作會務報告時説："在1992年的事務性商談中，我會與臺灣的海基會確定了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海協用"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概括1992年兩會共識，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它指明瞭，在達成"92共識"的過程中，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是達成共識的方法，不是共識內容的本身，雙方表述的內容分別是海基會的第八案和海協11月16日函中取得共識的表述要點．而不是不加約束的、單方面隨意性的各説各話。更重要的是，它鮮明地指出，"92共識"的核心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將"92共識"説成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則變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也成了共識的內容，也容易混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與雙方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不同理解的區別，而且造成雙方同意就一個中國政治含義"各説各話"。事實是，當時兩會並末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沒有就此達成"各自表述"或"各説各話"的共識。由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留有被隨意解釋的空間，臺灣分裂勢力就千方百計地利用"各自表述"塞進分裂主張。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後，就企圖將一個中國"表述"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此，祖國大陸方面和海協多次對"92共識"的核心、內容及其概括作了澄清，始終堅持正確的概括，即 l992年兩會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陳水扁上臺後，為回避一個中國原則，把"92共識"歪曲為"沒有共識的共識"，並力圖用否定"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所謂"92精神"來取代"92共識"。這是對兩會商談與對話基礎的再次破壞，致使兩岸的協商與對話至今難以恢復。

　　三、第一次"汪辜會談"

　　海協成立之初，即于1992年1月8日致函海基會，邀請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秘書長率員訪問大陸，就雙方聯繫與合作事宜交換意見。海基會在復函中表示，願意"于雙方便利之時機專程拜訪"。8月4日，海協汪道涵會長再次致函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邀請他于當年擇日擇地，"就當前經濟發展及雙方會務諸問題，交流意見、洽商方案"，進行兩會負責人會談。8月22日，辜振甫復函表示接受邀請，並提議在新加坡進行會談。海協在9月3O日的復函中對辜振甫接受邀請表示歡迎，並建議雙方有關人士在北京或祖國大陸其他地點進行預備性磋商。

　　為保證兩會領導人會談成功，海協又多次致函海基會，邀請海基會負責人來京就"汪辜會談"進行預備性磋商。1993中3月25日至27日，兩會舉行第三次工作性商談，為"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進行準備，並就"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兩項協議草案達成一致意見。4月8日至11日，兩會負責人在北京進行"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就會談的時間、地點、人員、議題及有關問題達成8項共識，其中確定"汪辜會談"的性質是"民間性的、經濟性的、事務性的、功能性的會談"，定於4月27日至28日舉行。對幹會談地點，海協考慮到辜振甫受臺灣當局有關規定不能來大陸的情況，尊重辜振甫的提議，同意在新加坡舉行。預備件磋商期間，兩會負責人還草簽了《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江辜會談"自此拉開序幕。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時，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在新加坡海皇大廈正式舉行。會談中，海協積極主張進行兩岸經濟合作，提出現階段應把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放在兩岸關係的首要位置上，政治上的歧異不應當妨礙經濟合作；提出兩岸直接"三通"應當擺上議事日程；提出勞務、浦東與三峽建設、能源與資源開發、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和共同籌開民間性經濟交流會議等具體建議。會談氣氛良好，進展基本順利，取得了積極成果。在兩岸經濟交流問題上，達成"雙方均認為應加強兩岸經濟交流，互補互利"的重要共識，並確定擇時擇地繼續商談臺商在大陸投資權益保護與相關問題、兩岸工商界人士互訪等問題，磋商加強能源、資源的開發與交流的問題。在兩岸科技交流問題上，商定促進科技人員互訪，交換科技研究出版物、探討科技名詞統一與産品規格標準化，共同促進電腦及其他産業科技交流。在文教交流方面，進一步商定青少年、新聞界交流的具體項目。兩會還商定建立聯繫與會談制度，包括雙方相互給予經商定的兩會會務人員適當人出境往來與查驗通關等便利。

　　4月29日上午，汪道涵與辜振甫簽署《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等四項協議。

　　"汪辜會談"引起臺灣社會和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採訪會談的記者達300多人，其中臺灣記者有100多人，美、日、德、法、英等主要通訊社都作了大量的報道。

　　"汪辜會談"是 l949年以來，兩岸高層人士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的會談。它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會談成果本身。江澤民主席指出，"汪辜會談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標誌著海峽兩岸關係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汪辜會談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因為反映了兩岸同胞及港澳同胞、海外廣大華人要求兩岸接觸商談、共同合作、發展經濟、振興中華的願望"。臺灣方面認為這次會談"跨出了兩岸接觸的第一步"，是"兩岸民間交流邁向制度化的里程碑"，"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兩岸關係從對峙走向和平統一的一個重大發展關鍵"。"汪辜會談"的成功，對擴大兩岸經貿與科技合作、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産生了積極作用，為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氣氛，注人了新的活力。

　　四、事務性商談曲折反覆及被迫中斷

　　"汪辜會談"以後，海協全面落實"汪辜會談"達成的各項協議，一方面積極推動舉行有關促進兩岸經貿、科技、文化交流的商談，一方面與海基會就解決兩岸同胞交往中産生的事務性問題進行商談，並提出全面落實《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各項商談的時間安排。但是，臺灣方面卻採取"連環套"的做法，要求優先解決"兩岸劫機犯遣返"、"協商處理兩岸海上漁事糾紛"、"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遣返及相關事宜"三項事務性問題，否則不能進行兩岸經貿、科技、文教交流等方面的商談。

　　圍繞著上述三項議題，海協與臺灣海基會于1993年8月在北京、11月在廈門、12月在臺北，1994年3月在北京、7月在臺北、11月在南京，先後舉行六次副秘書長級的工作性商談，于 1994中2月在北京、8月在臺北、1995年1月在北京，舉行三次兩會負責人會談。海基會在商談中的表現，使人們清楚地看到，其目的根本不是要解決上述三個具體問題，而是企圖通過事務性商談達到製造所謂"兩岸分裂分治"、"兩岸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目的。在"兩岸劫機犯遣返"問題的商談中，海基會照搬國家間引渡制度中的最主要規定，甚至包括援用內政治、軍事、宗教因素的罪犯不引渡的規定，提出有政治、軍事、宗教因素的劫機犯不予遣返，違背了懲治劫機犯罪的最一般規定。在"協商處理兩岸海上漁事糾紛"問題的商談中，海基會要求明確劃分雙方管轄海域範圍和管轄許可權，以所謂"臺灣海峽中線"為界，雙方公務船隻不得互相過線；最初提出按照領海及巡邏線範圍的24海裏進行劃分，後來又提出雙方管轄海域"互不重疊"，雙方公務船隻"互不越區"。海基會這些意見，顯然違背一個中國原則，遭到海協的明確反對。海協在商談中表示，只要雙方信守兩會1992年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有發展兩岸關係的誠意，回避敏感的政治問題，不把一方的政治訴求通過事務性商談及協議強加給另一方，相互尊重，求同存異，是完全可以找到雙方都可接受的解決事務性問題的辦法的。但臺灣方面口頭上講"擱置敏感問題"'實際做法上又不斷給兩會事務性商談設置政治障礙。

　　1994年2月兩會負責人在北京進行會談，就解決三項議題中的難點達成共識，但在3月進行的兩會副秘書長工作性商談中，海基會就推翻了其中的大部分共識。同年8月，兩會負責人在臺北會談，再次就解決三項議題中的癥結問題達成書面共識，海基會負責人還在海協負責人在場的情況下，向記者宣佈有關共識，但海基會在兩會11月舉行工作性商談時，又幾乎逐條推翻。

　　1995年1月，兩會負責人北京會談時，已經達成"兩岸劫機犯遣返"、"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遣返"的兩項協議，但就在兩會負責人草簽前夕，臺灣當局授意海基會不得簽署。由於臺灣當局的極力阻撓，使得上述三項議題經過 1年5個月、不同層級先後九次的商淡與會談，仍得不到解決。

　　1995年1月，江澤民主席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提出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為貫徹江澤民主席重要講話精神，進-步推動商談的進程，打破"汪辜會談"有關協議無法落實的僵局，併為政治談判創造條件，海協倡議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1994年2月，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辜來京舉行第二次會談，希望通過會談促進兩岸經貿、科技合作和其他領域的交流，並進行政策性對話，提高兩會商談水準。1995年5月，海協負責人應邀赴臺，與海基會進行第二次"汪辜會談"的第一次預備性磋商，就正式會談程式問題達成共識。雙方商定7月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確定了八項會談議題、包括臺商投資權益保護問題、籌開兩岸民間經濟交流會議和兩岸文教、新聞、農業、科技、旅行交流及交流中的其他重要問題等，表明兩會事務性商談正逐步朝政策性對話的方向發展。但就在第二次"汪辜會談"舉行前夕，李登輝于6月赴美進行製造"兩個中國"的分裂活動，嚴重破壞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和兩岸商談的政治氣氛，造成第二次"汪辜會談"不能按計劃進行，兩會各層級的商談也被迫全面中止。

　　五、開啟兩會政治對話

　　針對李登輝訪美而引起的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的動蕩，自1995中6月至1996年3月，中國政府和人民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分裂反"臺獨"鬥爭，取得階段性的重大成果。海協在這場鬥爭中，對臺灣當局自稱所謂"有協商誠意"、"希望兩岸儘早恢復協商"等論調進行揭露與抨擊，呼籲臺灣當局不僅要在口頭上、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動上停止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活動，為恢復兩會商談創造正常的氣氛做出努力。
　
　　"汪辜會談"以後海協與海基會商談的實踐表明，兩會商談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已涉及政治問題而臺灣方面卻拒絕討論，同時又試圖通過事務性商談達到體現其所渭"兩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如果兩會商談仍局限在事務性的範圍內，不利於問題的解決，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政治談判已客觀地提上議事日程。實現了兩岸政治談判，就可以為兩會的經濟性、事務性商談創造更好的條件。

　　江澤民主席在八項主張中創造性地提出，作為第-步，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實現兩岸政治談判的誠意，受到兩岸同胞的普遍贊同。1996年6月22日，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發言人發表談話，希望臺灣當局採取行動，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或兩岸共同關切的其他政治議題進行商談。同年9月，海協負責人表示，如果兩岸政治氣氛合適，海協願意得到授權，與海基會就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安排進行商談。

　　1997年9月，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再次鄭重呼籲臺灣當局及早與我們進行政治談判。

　　1998年1月26日，在紀念江澤民主席八項主張發表2週年座談會上，錢其深副總理強調，首先就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商談作出安排，"通過程式性商談，就政治談判的議題、代表名義、方式等問題達成雙方可以接受的協議"；並指出"海協與臺灣的海基會應當擴大交流和接觸，為及早實現兩岸政治談判和程式性商談尋求共識、創造條件"。陳雲林主任代表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表示，"只要臺灣當局明確表示同意進行兩岸政治談判及其程式性商談的誠意，我辦隨時可以授權海協與臺方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商談。"但祖國大陸方面的上述呼籲一直未得到臺灣方面明確、積極的回應。

　　為緩和並改善兩岸關係，創造兩會接觸商談適宜的條件和氣氛，海協逐步擴大與海基會的交流層次。1997年11月6日，海協主動發函邀請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焦仁和率董監事團出席"跨世紀兩岸經濟關係展望研討會"並赴廈門、上海、北京參訪，建議在交流互訪中就政治談判程式性商談非正式交換意見，為正式談判積累共識，創造條件。海基會則提出由辜振甫率團來訪並會晤汪道涵會長。海協經過認真研究並根據有關方面的授權，于1998年2月24日致函海基會，對辜振甫來訪表示歡迎，正式建議儘快協商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事宜，並隨之著手安排重開經濟性、事務性議題的商談。此後，經過多次函電往來和兩會副秘書長先後在臺北、北京兩度會面，雙方就辜振甫來訪的時間、行程等達成一致意見。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負責人于8月24日發表談話指出，" 目前應就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安排進行商談"，"為有利於增進了解，尋求共識，海協正擴大與臺灣海基會的接觸與交流，也願意和海基會進行一切有利於和平統一、荷利於發展兩岸關係的政治對話"。9月14日，海協根據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負責人談話致函海基會，建議"兩會儘早進行政治對話，為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商談預作準備"。 在祖國大陸方面一再倡議下，臺灣當局表示願意進行包括政治內容在內的"建設性對話"。9月22日至24日，兩會負責人在京對辜振甫來訪的具體細節進行最後的確定。

　　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辜振甫率領海基會參訪團在上海、北京進行為期6天的訪問。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見辜振甫夫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錢其琛會見辜振甫一行。在上海，汪道涵與辜振甫兩度會晤，並達成四點共識：第-，兩會決定進行對話，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等方面，由兩會負責人具體協商作出安排；第二，加強兩會各層級人員的交流互訪；第三，就涉及兩岸同胞生命財産安全的事件加強個案協助；第四，應辜振甫邀請，汪道涵願意在適當時候訪問臺灣。海協邀請辜振甫來訪，雙方就一個中國的內涵、臺灣的所謂"國際空間"、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等問題進行高層次的政治對話，拉開了兩岸政治對話的序幕，改善了兩岸關係氣氛。

　　六、"兩國論"破壞了汪道涵訪台

　　為切實落實汪辜會晤時達成的四項共識，1999年1月30日，汪道涵會長表示他願意于當年適當時候訪問臺灣，推進兩岸關係的發展；只要是兩岸為中國的統一進行努力，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議題。3月17日至18日、6月27日至28日，兩會副秘書長先後在臺北和北京就汪道涵訪台和兩會對話安排事宜交換意見。海協在交換意見中表示，全面落實汪辜會晤時達成的四點共識，深入進行兩會對話，為江道涵適當時間訪問臺灣做好準備，是兩岸同胞的共同期待。汪道涵訪台是兩會高層對話的繼續和深入，海協主張兩會領導人應繼續就兩岸關係中的問題，包括政治、經濟問題交換意見，求同存異，積累共識，使汪道涵訪台能在辜振甫來訪的基礎上取得進一步成果，並對訪問的時間、地點等提出設想。在兩會對話安排方面，海協主張就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問題及雙方關心的政治問題深入討論，就加強兩岸經濟合作和兩岸直接"三通"問題進行討論，也可就臺灣方面提出的兩岸農業、科技、醫藥合作等進行討論，並對兩會對話的形式提出具體建議，如採取兩會共同舉辦論壇或研討會。但海基會在磋商中對兩會對話安排提不出任何意見，而且極力排拒海協提出的有關對話的建議和安排，重提恢復事務性商談，抵制兩會深人進行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對話。在汪道涵訪台問題上也只是關注時間、參訪項目等細節問題。

　　經過兩次交換意見，兩會原則確定汪道涵于當年秋天訪問臺灣，在臺灣停留7天，並將在今後以多種方式繼續溝通，以妥善準備和安排汪道涵訪台與對話事宜。

　　然而，就在兩會初步確定汪道涵訪問臺灣的有關事宜不久，李登輝于7月9日公然拋出"兩國論"。10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也表示，兩岸本來就是"兩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兩岸會談就是"國與國會談"。12日，汪道涵發表談話表示，對辜振甫關於兩岸會談就是"國與國會談"的説法感到驚訝，這種説法使海協、海基兩會的接觸、交流、對話的基礎不復存在。希望辜振甫予以澄清。7月30日，辜振甫的"澄清"－－"辜董事長談話稿"出爐，重彈李登輝"兩國論"的老調，並且加以"充分反映了臺灣人民的心聲"之類的吹捧，為"兩國論"辯解。海協于當日下午退回海基會來函及所附"談話稿"，指出其來函及"談話稿"嚴重違背了1992年兩會關於"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議，不予接收。自此，兩會之間的接觸、商談、交流和日常聯繫，由於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分裂主張的破壞而被迫再次中斷。

　　兩岸商談與對話的歷史證明，李登輝一貫阻撓兩岸談判進程。從否定1992年兩會關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到利用事務性商談製造"兩岸分裂分治"；從拖延兩岸經濟議題商談、拒中落實第一次"汪辜會談"成果，到在已商定的第二次"汪辜會談"前夕到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惡化商談氣氛；從分裂中國的"七塊論"，到破壞汪道涵訪台、阻斷兩岸政治對話深入的"兩國論"，李登輝的倒行逆施歷歷可數。李登輝是一個十足的兩岸談判破壞者。

　　9月21日，臺灣發生強烈地震，海協主動通過海基會向臺灣受災同胞發去慰問電，並就救災事宜與海基會聯繫，表達祖國大陸有關方面和大陸同胞的關愛之心和救助意願。但由於臺灣當局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否認1992年兩會關於"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不願公開收回"兩國淪"，致使兩會的聯繫、交流、商談一直難以恢復。

　　七、只有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才能重開兩岸對話與談判

　　2000年3月8日，陳水扁當選為臺灣當局新的領導人。陳水扁在口頭上一再標榜有重開兩會對話、改善兩岸關係的"誠意"和"善意"，但在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這個關鍵問題上採取回避、模糊、拒絕的態度，把一個中國説成是"未來"的，否認1992年兩會關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稱 1992年兩會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繼而又企圖用"交流、對話、擱置爭議"的所謂"92精神"取代1992年兩會共識。5月20日，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受權發表聲明指出，是否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是檢驗臺灣當局領導人是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還是繼續頑固推行"臺獨"分裂政策的試金石。並表示："當前，只要臺灣當局明確承諾不搞'兩國論'，明確承諾堅持海協與臺灣海基會1992年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我們願意授權海協與臺灣方面授權的團體或人士接觸對話。"

　　祖國大陸有關方面一再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係、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是祖國大陸方面強加給臺灣的，而是海峽兩岸長期以來的共同立場與合作基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核心就是堅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能分割，在這個基礎上，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通過平等協商，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兩會商談的事實説明，一個中國原則從來就是兩岸商談與對話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接觸商談，雙方的談判地位完全是平等的，並不會使臺灣方面受到損害。

　　祖國大陸方面上述關於對話與談判的主張和建議，得到臺灣島內反對"臺獨"、贊同改善與發展兩岸關係的黨派、團體和人士的認同，紛紛表示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與大陸有關方面就改善與發展兩岸關係交換意見。在此情況下，海協于2000年7月、8月，相繼邀請新黨訪問團、國民黨臺灣精英聯誼會訪問團、親民黨訪問團來訪。錢其琛副總理和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負責人分別會見三個訪問團，汪道涵會長在上海會見新黨訪問團，上海市市長徐匡迪會見親民黨訪問團。海協與這三個訪問團以對話的形式就當前兩岸關係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交換意見，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持1992年兩會共識並以此為基礎重開兩岸對話、推動兩岸直接"三通"、發展兩岸經貿合作與民間往來等方面，達成不同程度的共識，體現了祖國大陸方面改善兩岸關係的誠意，也充分反映了臺灣同胞要求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兩岸接觸與對話、為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做出實質努力的共同願望。

　　注①1990年7月21日，臺灣軍警在遣返大陸私渡人員時，用"閩平漁5540號"船裝載76名人員，除13名駕船外，其餘63人被分別關進四個船艙內，並用鐵釘將船艙釘死，致使被關在二、三船艙內的25名人員因缺氧窒息此亡。同年8月13日，被遣返的50名大陸私渡人員乘"閩平漁5202號"船返回福建省途中，在基隆港以北13海裏處與押送的臺灣軍艦相撞斷成兩截，50人全部落水， 29人被救起，其餘21人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