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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壽彭和他的狀元卷

2017年08月16日 來源:濰坊市情網

  清末光緒二十九年(西元1903年)癸卯科考,山東濰縣舉子王壽彭高中狀元。使他獲得這一殊榮的,主要是他的一份殿試考卷。今天,當我們展讀這一百多年前的狀元卷時,可以看到該考卷內容豐富,文采燦然,書寫秀美,格式謹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考卷充分顯示了王壽彭的學識才華,也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有關情況。因此,仔細研究這份狀元卷,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   

  狀元卷的主要內容   

  王壽彭的殿試考卷,主要是圍繞治國之道這個中心同皇帝進行了策對。這是一篇策論論文。文章起始在破題之後先是進行了總論。在指出“自古聖王治天下,所以固洪業規億載者”後,説治國之道沒有別的,主要在於“賢則任之,法則守之,內以裕國,外以交鄰”這四個方面。所謂“賢則任之”是説的吏治,要任人唯賢。所謂“法則守之”是説的法治,要依法治國。“內以裕國”,是説要使國家富裕,繁榮經濟。“外以交鄰”是説的外交,要與外國搞好關係。然後又引經據典説明這些治國的道理,以及依照這些治國後所達到的效果。達到的效果是“淵默黼扆而響應四表也”,是“陰陽交和,遠邇賓服,以樸皇質而雕唐文”。意思是國內安寧而四方響應,關係和諧,遠近欽佩。國家強盛而放光彩。   在總論之後接著便展開了分論。先是吏治。指出“設官分職”是自古以來國家“致治之本原”。而官制當否又影響著吏治的好壞。文章接著考察了自西周以來的官制變遷。繼而説明為搞好吏治應該精簡機構,裁撤冗員,以使職責分明,提高效率。否則,“建官滋繁”便導致“多一官徒多一擾”。若精簡之後,“則上既可省廉奉之費,而下亦可免供應之煩。且任有專責,則奉職者不敢有觀望推諉之心。”“故裁並官員為後世最便利之政”。接著又從歷代諫官的設置,談到諫官職責的重要。最後,從總結唐朝末年的藩鎮之亂和宋朝的邊患之憂,提醒皇帝應注意官制設置方面的教訓,既不要像唐朝那樣造成藩鎮割據尾大不調的惡果,又不要像宋朝那樣形成地方空虛中央孤立無援的局面。   

  在吏治之後接著便談法治。法治主要談刑法。指出刑法的運用應當做到德刑相濟,寓德于刑。説刑法的所以出現是由於古代聖人在運用以德治國、德的感化,實在不行的情況下才開始制定刑法的,即文中所説“惟古聖人知德之既窮非刑罰不足以制之”的時候才制定“刑典”的。刑法的實施應做到“用刑之中寓矜恤之意”。施行刑法的目的不是為用刑而用刑,而是以刑去刑,最後達到無刑,即“故刑期其無刑”。並指出這才是動用刑法的真諦,即“祥以其得刑罰之至中也”。在論及這些之後,文章又考察了歷代法律制定和實施的情況。漢初較寬鬆,以後由於形勢的發展變化而律令稍嚴。唐律主要是承繼了隋律。宋朝時對法制更加重視起來,而設置了“律學”。還説,司馬光曾説過,通儒學之道的為官者,理應知道自己所學之儒學經典,其根本上是與法律相通的。所以自古以來的為官者也就是儒者,以儒學經典為指導進行“斷獄”,也就是判案子,便能做到既可避免“寬縱枉法”,又不至於“以刻核為能”,也就是以嚴刑峻法為能事。最後,文章指出,現今東西各國法學都作為一門專門學問學習。從翻譯過來的法學書籍看,這些國家的執掌刑法的官員都是由通曉法律的人但當。這樣可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所學專長。我國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可將我國的法律與西方國家的法律加以比較,取其長處,舍其短處,這樣做對於我們不是無益的。   

  在論及吏治和法治之後,文章接著又談到裕國富民問題。文章稱,“生財之道”根本上在於“開源節流”,也就是發展生産,節約開支,説這是“裕國足民之實”。文章又説,理財的要領和方法在《禮記·王制》中已經説的很詳細,在周朝的典章制度中規定的很完備,《王制》中説以三十年為週期制定國家的財政計劃,這也就是周朝官吏每到歲末月底核算收入支出的做法,這同今天西方國家的預算決算是有些不謀而合的。文章稱讚漢朝的桑孔唐朝的劉晏都是理財的好手。文章認為宋朝實行的均輸法和鹽鐵法是有弊端的,是為了“搜刮民利以富公家”的,是“損下而益上”。文章最後説,“欲強其國必先富國,而富國之要在於富民”。讓人民除了吃飯尚有餘錢,而國家所用自然就無不足。再加以裁減無用的開支,精打細算過日子,天下形成節儉的風氣。這樣做就可形成“民康物阜”的好局面。我們又何必像宋朝那樣用計謀之臣的權術搞些鹽鐵均輸法來“損下益上”呢。   

  分論的最後部分是談外交,談與外國應建立的關係。文章指出,以和平的外交政策原則與外國發展經濟貿易關係,以使國家富強,這是如今最要緊的事情。即文中所説“制策又以柔遠之道寓于通商,因求富強之本。此誠今日之要務也”。文章説,同外國發展關係應遵循有關的法律,如國際公法、國際便法等。又指出,現在已“海禁大開”,與外國的交往日益繁多。而對外交往就需要有關的法律。西方國家對外貿易所以做得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得益於有較完備的商業方面的法律。有了商律,“故貨物不能肆其欺偽,市價不得任其低昂”。今天我們要振興我國的商務,可以讓人將西方的商律翻譯過來,“酌量增刪”,以充實我們的商律,在與外國的貿易交往中可以使用。關於稅收問題,外國商品進口稅輕的可重新規定增加進口稅。這樣做確有益於國計民生。   

  吏治、法治、經濟、外交,四個方面的分論結束後,文章進入最後部分。文章最後部分説,“皇上整頓庶務,內而財政,外而邦交,推行盡利”,這四個方面都是“富國之良圖,自強之至計”。我們本著發展的眼光,與時俱進的精神,將以上四個方面不斷變通而推廣行之,這是我們當政治國的根本。接著,文章又通過引用孔子、孟子、荀子等聖人的話,説明政策與政策執行者的關係,有了好政策還必須有好的政策執行者,否則好的政策便會落空。指出政策執行“往往有弊者皆群臣奉行不力之過”。祈願皇上“燭照萬里,慎簡群僚”。也就是希望皇上英明正確,慎重地選用官吏。   

  寫到這裡,文章即將結束。文章作者,我們的狀元公便以頌揚和期待的口吻加以總結,説皇上“行信賞必罰之志,以任庶職,則賢無不升也;以理庶獄,則法無不行也;以裕財源,則利無不興也;以慎邦交,則令無不信也。”如此,便“德澤周乎,萬物威靈,震乎八埏,得人而理,富加於庶,弱轉為強。則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基此矣”。

  從狀元卷的時代背景和考卷內容看王壽彭的思想觀點   

  有道是,學者為文,因時而發。王壽彭所以能寫出以上內容的殿試卷,是和他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社會背景有密切關係的。二十世紀初中國和世界的情況是怎樣的呢?總的説來,當時的清朝統治處於內外交困狀態,正在走向窮途末路。清王朝長期的反動統治,對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使得國家貧弱、民不聊生。全國各地民怨沸騰,危機四伏。遠的不説,僅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各地發生的大小農民起義就有數十次,而其中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幾乎從根本上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此外,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資本主義生産關係逐漸發展起來,代表這一新生産關係的資産階級也開始成長起來。而清朝的封建統治嚴重地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資産階級革命正處於醞釀當中。總之,當時清朝的統治遭到包括資産階級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對,所謂的大清帝國正處於搖搖欲墜狀態中。從這時的國際環境和世界形勢看,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正在崛起,而資本主義發展的本性要求它們對外實行侵略擴張。在東方,西方列強便把清朝統治的落後的中國作為它們的主要侵掠對象。從1840年起的兩次鴉片戰爭,以後的的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以及1900年的八國聯軍的入侵。屢次的大小軍事打擊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大批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等等,西方各國從中國不知掠奪了多少經濟和政治利益。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清王朝是處於內外交困、茍延殘喘的境地之中。面對如此的險惡形勢,統治階級內部的人士也開始醒悟過來,它們也意識到求強求富的必要。於是有了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務運動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作為知識分子的王壽彭確實看到了上述這一切。他為時著急,替國擔憂。感到確有變革更新時政的必要。否則便民將不民、國將不國了。於是他便在殿試卷的策對中,提出了一整套匡正時弊、治國安邦的方略。當然,由於受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他不可能提出從根本上推翻清朝的統治,來一個徹底的革命。而是要在維持清朝統治政權的基礎上,對吏制、法制、經濟、外交等方面來一個全方位的除舊布新。自然,從推翻清朝統治的徹底革命角度看,他是保守的;但是,同那些頑固守舊派相比,他則是進步的。而且,從整個殿試卷的策對過程中,時時處處都可看出當時的王壽彭確有革新進取、與時具進的思想意識。比如,他多次強調皇上應“斟酌時宜”,要抓住“維新之機”,要看到世界的發展變化和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新東西,要學習西方各國的法律以及財政上實行預算決算的做法等等。   

  在革新進取思想的指導下,王壽彭在考卷中提出了在任官、立法、富民裕國和對外關係等四大方面的改革建議。應當説這些問題提的是比較中肯的,都屬於安邦治國的根本問題,而且概括的比較全面。這四大方面涉及了政治、經濟和外交等各個重要領域。這表明,王壽彭是有眼光的,有政治家的頭腦的。而且,在這四大方面的改革建議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其中貫穿著一種愛民和為民的民本思想。具體如,在任官部分中談到裁減官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即“而下亦可免供應之煩”。在立法部分談到法治應與德治相結合,對待人民首先應以德懷之,在德治不能達到目的時才施之以法。運用刑法的過程中應對民“寓矜恤民隱,法外施仁”。在富民裕國部分,強調“富國之要在於富民”,要“於民食留其有餘”。批評宋朝的鹽鐵均輸法是“以損下益上”。勸告皇上“節用愛民”。如此等等,無不體現出王壽彭的愛民恤民思想。另外,從殿試卷中還可看出王壽彭重視發展工商業的思想,指出發展工商業,實行對外貿易是國家“富強之本”。他還論述了工與商的關係,説“夫工者商之本也,商者工之用也”。這些思想都是很可貴的。 狀元卷的寫作特色和由此所顯示的王壽彭的學識才氣   王壽彭的殿試卷不僅內容豐富,思想進取,而且寫得頗有文采,從中充分顯示出王壽彭所具有的學識和才氣。   

  內容充實,結構嚴謹,前後連貫,一氣呵成。這是殿試卷的突出特色。殿試卷有多方面的策對內容,不是無病呻吟,空話連篇。文章先總論後分論,層次分明,結構完整,不是構思混亂,盲無頭緒。而且前後各部分之間內在聯繫也很強,不是東拼西湊地搞在一起的。從政治到經濟,從內政到外交,層層遞進,邏輯嚴密。而所有這些內容都是被一種憂國愛民,積極向皇帝進諫獻策的精神和勇氣連結貫通起來的。所以使人感到文章很有氣勢很有力量,感到文章的寫作幾乎是一氣呵成的。   

  有理論,有實際,既有引經據典,又有自己的見解議論。如此,顯得文章既有骨架,又有血肉;既有分量,又有生氣。這是殿試卷的又一特色。   再是,文章在發議論的時候,總是帶著一種深切的感情亦即忠君愛國、憂時憫民的情緒,所以文章不僅能以理服人,更能以情動人,從而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説服力。這可説是殿試卷的再一特色。   

  最後,再加之試卷書寫工整,筆法俊秀,充分展示出作者深厚的書法功底。這樣便使殿試卷終成為一篇文質兼備、字義皆優的華章美文。而所有這些又都是由作者王壽彭的非凡的學識和才華決定的。因此我們可以説,王壽彭能考取狀元是必然的,王壽彭這個狀元是值的。

[編輯:趙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