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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收藏在濰坊

2017年08月16日 來源:濰坊晚報

  濰坊的金石收藏文化有深厚的淵源,宋代金石學肇興後的漫長歷史時期,在濰坊駐足的眾多金石學者播下了金石收藏的種子。自清中期開始,濰坊涌現出眾多金石學者,形成金石收藏群體,為世人矚目。他們的藝術鑒賞品位、學術研究高度、學術思想深度,都是濰坊歷史文化中的菁華。收藏在濰坊有紮實的民眾基礎,改革開放後,濰坊民間收藏活動愈加活躍,發展迅速,現已擁有龐大的收藏愛好者隊伍和較為完善的交易市場,收藏作為一項新生産業不斷成長壯大。在文化産業日益勃發的今天,本期希望通過簡述濰坊金石收藏的發展過程,對民間收藏活動略加概括,藉以回望前路,激勵當代濰坊人繼承前賢的金石思想,在新時期重鑄濰坊金石收藏的高峰。 

   

  董其昌所著《骨董十三説》 

   

  趙明誠《金石錄》 

   

  收藏作為一種文化,上承唐宋的文雅之風,下接明清的仕人逸趣。古物收藏體現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崇拜,肇興于宋代的金石學,是現代收藏與考古學的起源,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曾在清中期以後達到鼎盛。收藏活動在古時為上層社會專有,今天已成為參與者眾多的民間文化活動。

  金石文字證史 清代成為顯學

  收藏二字,本義為收集、保藏。在當代寓意為對珍寶、古玩、藝術品等物品的蒐集、儲存、分類與研究的行為,名詞含義也指收藏品。收藏行為由來已久,從遠古先民藏獸骨、貝殼,到商業繁盛之後藏珠玉金銀,人們無所不藏。“清初四王”之一的王時敏在明末時任太常寺少卿,他欣賞江北收藏家袁樞的藏品後,題寫了《煙客題跋·題自畫關使君袁環中》:“環翁使君,既工盤薄,又富收藏。李營丘為士大夫之宗,米南宮乃精鑒之祖,故使荊關董巨真名跡歸其家。”這裡的收藏接近於今天的定義,是較早的文字出處。

  古代金石學是收藏、考古學的前身。金石的含義,古人釋曰:“金,鐘鼎也,石,豐碑也”,象徵鐘鼎與碑碣,泛指古代鐫刻文字、紀頌功德的青銅禮器與碑刻。金石學以古代遺存于鐘鼎碑碣上的文字考證歷史,涉及文字學、史學、圖書學、書法及美術學等範疇。最早的金石學者僅蒐集帶有文字的銅器、石刻,隨著金石收藏門類日益廣泛,研究範圍逐漸擴大,收藏遍及古代銅器、碑刻、磚瓦、印璽、兵符、竹簡、封泥、甲骨等器物。北宋時期,文人士大夫階層廣泛興起金石收藏熱潮,金石學者通過對金石文物的蒐集、考釋,歸結整理文字資料,以物證史、證經補史。宋人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劉敞的《先秦古器圖碑》是最早的金石學著作,代表著金石學的發端。古人出於對《集古錄》和《金石錄》的推崇,把歐陽修、趙明誠作為金石學的開創者,稱金石學為“歐趙之學”。宋代以後,金石學漸趨衰微,從清代開始復興,後與乾嘉學派結合,逐漸趨於鼎盛,並成為一門顯學,在社會各階層有廣泛擁躉。到清末受西方考古學影響,金石學在實踐中已具備現代考古學的雛形。

  歷史上的收藏家,或嗜古文,或愛書畫,或藏吉金,皆為尊崇並陶醉於古代文明中的一群人。如宋代趙明誠、歐陽修,元代祥哥剌吉公主、趙孟頫,明代董其昌、項元汴,清代陳介祺、潘祖蔭,民國龐元濟、張伯駒等,一代代前賢窮畢生精力,讓承載著文明的歷代古物傳承華夏,更讓古物收藏從一股儒雅的風氣,發展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

  收藏品種門類龐雜 歷史上有多次變化

  清乾隆年間,古玩一詞開始盛行,即古代文玩之簡稱,意即可供鑒賞把玩及收藏擺設的古代雅致器物。

  上世紀50年代初,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葉恭綽先生兼任國家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委員,他借《尚書·旅獒》中“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之句,建議將古玩改為文物。

  北京市文物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文物鑒定專家邱震生先生根據葉老的意見,首先將北京市的古玩業改稱文物業。

  1953年末,中央財經委員會在《私營企業統一分類規定》中,將古玩業正式定名為文物業。從此在我國官方,將古玩改稱為文物,國有古玩店舖統一稱為文物商店。

  民間收藏品種類別在歷史上有多次變化,唐宋之際人們注重奇石、銅器、法書、碑刻,元明時期兼重玉器、書畫,清初開始涉及前朝瓷器、古籍、文房用品等,到晚清、民國時期,收藏品種類已與今天相差無幾。

  如今的收藏品門類龐雜、包羅萬象,除前人矚目的銅器、玉器、字畫、書籍、陶瓷、文玩之外,又包含了在歷史中衍生的其他物件,增添了商標、煙標、酒瓶、傢具、郵票、火花、鋼筆、化石、鐘錶、名酒、錢幣、撲克、照片、打火機、核雕、首飾、刺繡、奇石、唱片、報紙、雜誌、玩具、民俗用品等等,分化為古玩藝術品、倣古藝術品和現代藝術收藏品幾大類,共同構成了當代豐富絢爛的收藏世界。

  收藏包含許多特定詞彙,如古物、古玩、骨董、古董、古器、文物等,都寓意為積澱著古代歷史、文化和社會資訊的承載物。收藏品在清乾隆以前多稱之為骨董或古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説》中言“雜古器物不類者為類,名骨董”。又謂“骨者,所存過去之精華,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曉也。骨董之者,即明曉古人所遺之精華也”。

  金石收藏無緣大眾 皇室與文人是主體

  在清代以前,收藏一直是上層社會的小眾行為。收藏需建立在怡情悅性的基礎之上,不僅需要財力,更需要一定的知識基礎,包括對收藏品的斷代、辨偽等等,都要求具備歷史知識及器物常識,古時的廣大社會底層民眾皆與收藏無緣。

  綜觀整個收藏史,歷代主流收藏者首推皇室。封建王權階層以其無可匹敵的徵納力度,廣收民間奇珍,充實皇家宮室禁苑,收藏了流傳於世的最頂級藝術品。

  皇室之外,收藏的另一重要群體是文人士大夫階層。自宋代“崇文抑武”,以“士大夫治天下”,文人盡得時代之幸,具有較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他們在現實需求之外,衍生出對古代器物收藏與鑒賞的情趣,寓意于物,作為精神寄託。

  宋代收藏家蘇軾在《寶繪堂記》中説,“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與皇家收藏不同的是,古代文人階層更受限于諸多因素,不可能對珍奇之物廣而求之,他們的收藏範圍相對較窄,在稀有的古銅器、玉器之外,收藏法書碑帖及書籍是文人士大夫階層最常見、最普遍的行為。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收藏迅速發展成為我國社會生活中炙手可熱的一股民間潮流,日益吸引了社會各階層參與其中。

   

  陳介祺吳式芬合著《封泥考略》 

   

  高慶齡《齊魯古印捃》 

   

  山東省博物館所藏上陶室磚瓦 

   

  清代中期以後,隨著金石學研究在國內鼎盛一時,濰坊涌現出眾多金石巨匠,在晚清時期形成濰坊金石收藏群體,他們以宏富的收藏成果、嚴謹的學術考證和豐富的著述享有極高的話語權,成為國內金石收藏相關領域的學術引領者。當時的濰坊一度成為閃耀華夏的金石之都。

  眾多學者熔鑄金石收藏之血脈

  濰坊的金石收藏文化淵源深厚,金石學自宋代發端,又復興于清代,期間曾在濰坊駐足的眾多學者,如歐陽修、趙明誠、李清照、蘇軾、周亮工等,均在金石收藏方面有建樹,熔鑄了濰坊的金石收藏之血脈。

  史上眾多金石學者與濰坊有重要交集。金石學的開創者歐陽修、趙明誠均曾在濰坊境內居住。歐陽修于宋神宗熙寧三年來到青州,任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他的《集古錄》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之一,他在《六一居士傳》中自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

  趙明誠、李清照夫婦于宋徽宗大觀年間寓居青州,經十餘年,二人攜手遊青山訪古寺,閱古籍賞金石,留下一段千古佳話。趙明誠在青州撰寫了代表金石學發端的著作《金石錄》,趙明誠去世後,由李清照陸續補訂完成。

  北宋文豪蘇軾是宋代知名收藏家,嗜藏硯石,他于熙寧七年任知密州軍州事,在諸城居官三年,留下眾多詩詞名篇。

  明清之交的著名文人、金石學家、收藏家周亮工在濰坊境內兩度為官,曾任濰縣縣令、青州海防道。周亮工詩書畫印皆為時人嘆服,精擅金石、印學,引領一時之風氣。任青州海防道期間,他遊歷各地,拜訪諸城李澄中、樂安(今廣饒縣)李煥章、壽光安致遠、安丘張貞等知名文人,匯聚文士在青州講學。周亮工才高學厚,注重獎掖後人,對濰坊境內金石、印學、收藏、詩詞、文學、書畫等許多方面産生重要影響。

  晚清民國金石收藏家群體崛起

  得益於深厚的歷史人文積澱與出土器物匯集的地緣優勢,自清代金石學復興之後,濰坊成為孕育金石學者的搖籃。

  濰坊從清中期直至民國初期,金石薈萃,學者雲集,安丘有張貞、張在辛、趙錄績等,諸城有李璋煜、李仁煜、劉喜海、王錫棨、王緒祖、鄭時、孟昭鴻等,濰縣有陳介祺、高慶齡、高鴻裁、郭麐、王石經、宋書升等,青州有李文藻、段松苓、孫文楷、傅洪等。其中張貞、張在辛、李文藻、陳介祺、劉喜海、李璋煜、高慶齡、高鴻裁等人海內聞名。

  張貞是周亮工的得意門生,他與其子張在辛、張在戊、張在乙等,集金石學、印學、碑學之大成,創立了安丘印派,成為能與浙派、皖派比肩于海內的重要印學流派,一掃此前北方印壇的荒蕪,築起山左印學的高峰。

  李文藻是乾隆年間國內聞名的藏書家,他藏書成癡,在“竹西書屋”藏書數萬卷,見到稀有書籍必“手自校讎”,訂帙成冊。他所著《琉璃廠書肆記》描繪了“收藏聖地”琉璃廠在乾隆年間的面貌,對琉璃廠書肆及人物刻畫詳盡,為後世留下了第一手史料。學者翁方綱盛讚李文藻“為學無所不賅,齊魯間藏書家,自李少卿中麓、王司寇池北書庫著錄皆罕傳,君慨然以裒輯為己任,曰所藏書目、曰所見書目、曰所聞書目,皆詳其序例、卷次,志其刊鈔”。

  李璋煜曾在京城主持校勘桂馥的《説文解字義證》,鼎力於古文研究,倡導金石文化,影響並培育了眾多金石學者。同邑王瑋慶、王錫棨、王緒祖、王維樸祖孫四代家學深厚,致力於金石收藏,集藏豐富,名噪一時。

  高慶齡、高鴻裁父子以古璽印及古磚瓦研究著稱海內,高慶齡的《齊魯古印捃》為史上第一部地域性古印譜,對研究山東地區戰國至漢魏官制、輿地、文字以及印信沿革有重要價值;高鴻裁以四十年之精力,集藏秦漢磚瓦刻石,文字、紋飾類別繁複,蔚為大觀,匯成《上陶室磚瓦文捃》,被學者王獻唐譽為國內古磚瓦收藏研究第一人。

  陳介祺與劉喜海皆治學嚴謹,富藏精鑒,令後人難望其項背。他們在金石收藏、史學、古文字、書法、印學等諸方面的理念、認識及觀點,不僅影響了一個時代,直至今日仍指導著後世學人。

  王石經、鄭時、孟昭鴻在金石研究之外均精研篆刻,學有專長,也是晚清及民國時期的著名印學家。

  濰坊金石文化興盛 業內學者交流廣泛

  濰坊金石學者與國內眾多學者互為文字交。陳介祺年少即能釋讀古文字,被阮元讚為“天機清妙”。《十鍾山房印舉》自序言:“余自應試始至萊,秋試始至歷,見三代器、秦漢印即好之。在都見葉東卿(志詵)世兄所藏,與李方赤(璋煜)外舅所有,吳子苾(式芬)親家所拓,每拓必分贈者,二十年遂好日篤。”吳大澂與陳介祺一生未謀面,卻書信往來頻繁,互為知己。

  《清代學人列傳》載,王懿榮“篤好金石文字,得諸城劉氏舊藏,故收蓄頗富。與濰縣陳編修介祺商訂古文,書疏往還不絕”。吳式芬、許瀚、何紹基曾共同為陳介祺審定《簠齋印集》,吳式芬卒後,陳介祺將自己所藏封泥匯入吳氏遺稿《漢封泥考》,定名《封泥考略》並助其付梓刊行。

  劉喜海、陳介祺與戴熙、吳式芬、李佐賢、呂堯仙等結為金石之盟,各家所藏古錢均拓印互贈,久而匯成詳實的金石資料,李佐賢據此編成《古泉匯》六十四卷。李璋煜、許瀚、陳介祺、劉喜海、何紹基、吳式芬等曾共助書法家翟雲升所撰《隸篇》成書,傳為文壇佳話。劉喜海與古泉學家鮑康、戴熙為友,多次將所得古錢及拓本寄贈,對二人的古泉學研究深有影響。劉氏與鮑康為三世之交,情誼深厚,對其幫助尤多。潘祖蔭與陳介祺、劉喜海皆有深交,與陳家為世交,曾與王懿榮、宋書升為高慶齡的《齊魯古印捃》作序。王石經治印被潘氏推為“天下第一”,所著《甄古齋印譜》收錄了他為陳介祺、潘祖蔭、王懿榮、盛昱等人所制的印章,並由吳大澂作跋。

  

 

  新版陳介祺著《簠齋論陶》 

   

  山東省博物館展出的毛公鼎全形拓 

   

  國家圖書館藏陳介祺制拓一組 

    

  陳介祺收藏宏富,著述等身,是清代金石學的重要領軍人物,他在藏古、鑒古、傳古方面的研究與實踐,對當時及後世影響深遠。在鑒古方面,他首倡的古陶文研究,對文字學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在傳古方面,作為清代金石學界的“拓印聖手”,陳氏復活了“蟬翼拓”,並使“全形拓”趨於完善。

  古陶文研究第一人 釋讀斷代多數準確

  古陶文是刻畫、模印在古代陶器上的圖文,最早出現在新石器時期陶器,後密集見於戰國及秦漢陶器上。古陶文對考證漢字的産生、演變有突出意義。因陶器粗陋,出土時大多殘破,古人不甚重視,因而清代以前極少有人涉足陶文研究。陳介祺首倡古陶文研究,帶動了古陶文收藏考釋之風。

  據統計,陳介祺藏有帶陶文的完整古陶器70余種,另有陶文殘器近5000片,據此匯成我國第一部古陶文研究稿本《簠齋論陶》。陳介祺在同治十一年(1872)得到第一件有文字的古陶,從而發現古陶文,當即欣喜若狂,《簠齋論陶》中説,“自余得三代古陶後,都中潘伯寅(祖蔭)司寇、濟東道李山農(宗岱)、東武王念亭(希祖,王錫棨長子)爭收之”。

  陳介祺擬制了齊東陶父、有周陶正之後、三代古陶軒、古陶主人等印鑒,足見其對古陶研究的癡迷。陳氏所藏陶器“以齊地為多,臨淄為最,鄒、滕次之,亦有關中出土者”,鄒城、滕州隸屬戰國邾國治內,他在古物蒐集中認識到,列國故城附近遺藏眾多,即遣人赴齊國即墨、臨淄等地蒐購。每得古陶文,必拓印釋讀並作題記、斷代,拓片分贈鮑康、吳雲、潘祖蔭、吳大澂、王懿榮等。他提出“陶文與古璽印近,有以璽成者,有刻者”,“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與其事其數”,對古陶文的來源及功用進行了考證,今天來看,他對多數陶文的釋讀及斷代是準確的。他的論述對於後繼者有重要啟發。

  精擅傳拓 復活“蟬翼拓”

  咸豐四年(1854),陳介祺回到故里,閉門謝客,潛心研究金石。他的傳拓技藝為國內眾多學者所欽服。吳大澂認為,“三代彝器之富,鑒別之精,無過於長者(陳介祺);拓本之工,亦從古所未有”。葉昌熾在《語石》中指出:“濰縣陳簠齋前輩,拓法為古今第一。家藏刻石,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定造宣紙,堅薄無比,不用椎拓,但以棉包輕按,曲折坳垤,無微不到。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筆意,並不損石。齊魯之間,皆傳其法。”褚德彝稱讚陳氏“其捶拓款識,精妙絕倫,為向來所未有”。陳氏所著《傳古別錄》中,詳細記載了多種拓印技法,至今仍為學界所重視。

  蟬翼拓,是用極薄的橫紋紙與松煙墨,不和油蠟,以色澤青淺、淡如蟬翼的墨色體現原物形狀,望之如雲煙縹緲,又如淡雲籠月,清晰而潔凈。蟬翼拓法據傳源於宋代,後逐漸失傳。陳介祺多年與拓工一同實踐,積累經驗,成功復原了蟬翼拓。陳氏用極薄的綿紙,將捶拓用的布包棉花改用秕谷,以淡墨點拓,秕谷的尖端拓出星星點點的墨色,形成凈透的效果,如蟬翼通透,毫發畢現,于墨色有無間顯現機理,形成清凈淡雅、神完氣足的韻味。既可表現纖細如發的銅器款識及纖毫的雕工,又能呈現凹凸有致的層次感,逼真傳神,在當時被譽為神來之筆。

  陳介祺還創造了多種拓法的結合,在製作北魏曹望憘造像拓本時,他將人臉用蟬翼法拓出,使五官細節清晰可辨,服飾、車馬部分則用濃重的烏金拓,産生多重層次的效果,拓片的藝術性和審美價值大為增加。

  中西借鑒 完善“全形拓”

  清代以前,拓法皆為平面拓,無法表現器物的立體結構。嘉道年間,浙江嘉興人馬起鳳首創全形拓法,用以捶拓三代彝器。全形拓也稱為立體拓,以類似幾何造型的方法,在紙上複合表現器物的整體形態,近似于把原貌轉移到紙上。因當時國人不解西方立體構造之法,此法常造成比例失真。嘉興人釋六舟(達受和尚)也曾實踐全形拓,他的拓法雖相對成熟,但器物細節仍有粗糙之處。直到陳介祺將全形拓法加以改進,使其趨於完善。

  陳介祺所處的時代,西方文化已經滲入國門,對他影響很大。他接觸到全形拓法後,經過與拓工的摸索,首先參考西洋透視法“畫影得形”,以繪畫法擬定較為準確的圖稿。然後首創採用“分紙拓”法,依照圖形,將銅器的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各部紋飾、銘文分別拓好,並以墨色的濃淡表現前後變化,最後用蘸水的筆劃掉多餘白紙,按較為嚴謹的圖稿比例,將各部分拼在一起,形成全拓。

  據潘祖蔭《陳簠丈筆記附手札》,陳氏自言“作圖之法,以得其器之中之尺寸為主。以細竹筋絲或銅細絲穿于木片中,使其絲端抵器,則其尺寸可準……他人則以意繪,以紙背剪擬而已”。然後“以紙裱挖出後,有花紋耳足者,拓出補綴,多者去之使合”。

  陳氏的分紙拓法,以準確的圖稿作參考,結合西洋透視法,並以墨色濃淡體現光影效果,不僅圖像立體感大為增強,效果逼真,更使拓圖比例符合實際,因而拓圖賞心悅目、韻味十足,令時人嘆為觀止。

  陳介祺對紙張和墨的使用也很嚴格,紙張為定制的潔白羅紋紙,質地薄細綿柔,用墨“不拘濃淡,以濃不浸入畫裏,淡而筆鋒逼真為妙,全在視紙乾濕之候及調墨輕重也。紙幹則墨燥而粘,紙濕則墨走而模糊;以乾濕得中,通幅一色,字之精彩,全現為止”。陳介祺拓制了大量銅器、陶、璽、石刻等,他的毛公鼎拓片在當時已極難得,至今更為藏界所重。據記載,陳氏一生制拓多達萬件,許多今已不傳的器物仰賴陳氏傳拓,得以流傳至今。

   

  劉喜海《嘉蔭簃論泉絕句》 

   

  劉喜海畫像 

   

  劉喜海舊藏頌簋,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受地域及觀念局限,清代包括陜西在內的許多地方,古物鑒藏理念曾有不足之處,劉喜海糾正了許多收藏陋習,倡導了合理的古玩鑒賞標準。他還潛心於古錢幣研究,成為卓越的古泉學家,他首倡的南宋鐵錢研究為古泉學開創了一個新的方向。

  陜甘任上重視銘文 修正銅器鑒藏標準

  關中一帶自古出土器物眾多,在道光年間眾多仕宦、學者往來求購銅器、石刻、璽印等。在古銅器收藏方面,關中一帶金石藏界曾存在錯誤理念:只以紋飾精美和造型完整者為貴。許多有銘文銅器因無花紋或紋飾簡單而被輕視,部分有銘文款識的殘破銅器被棄置。

  劉喜海曾任甘肅鞏秦階道,又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出任陜西延榆綏道。在陜甘時,他倡導古銅器收藏以帶銘文者為貴,明晰銅器銘文對考證古文的重要價值,並對有銘文的銅器加價購買,無銘文者一件不收。於是“自燕庭宦秦,曉以文字多者為貴,雖殘缺亦無傷”,由此完全改變了當地不合理的鑒藏標準。

  由此一來,有銘文銅器得到廣泛保護,然而受利益驅動,民間倣刻銘文卻從此氾濫,自此陜西古物作偽之風愈演愈烈。鮑康提到,“從此古器幾無完膚,雖寸許銅造像,亦必于背上補鐫年月。有蘇兆年、蘇億年兄弟,最善搜抉,重趼百舍,求之荒郊古冢,所得尤多。又有張氏,精於鐫刻,雖尊彝腹中深處,亦能以長削隨方就圓刻之。磨以沙石,埋置土中,復使銹蝕,經年取出,巨眼亦不易辨矣,時人呼為‘張二銘’。”

  蘇氏兄弟為陜西古玩商,往來南北販賣彝器,同時擅長偽刻工藝,私刻古詔版、度量器等出售。張姓匠人刻製的偽器數量更多於蘇氏兄弟。鮑康曾與劉喜海談及此事,“余謂燕庭曰:‘蘇、張之害,流毒至今,丈實啟之。’燕庭亦大笑。”故宮曾存有一件西周獸面紋盂,出土時無銘文,現有銘文53字,即為陜西作偽者倣照出土的春秋曾伯霓簠改刻,該銅器刻字後又經腐蝕,破壞了原氧化包漿,使外觀觀賞性大打折扣。直至今天,陜西的文物作偽産業仍規模龐大,其傳統概源於此。這些衍生的事情,應該是劉喜海當年所不能料及的。

  癡迷古錢收藏 創中國古泉學

  古錢收藏在南北朝時即有涉足者,古錢又稱古泉。清代以前的古泉學“門庭冷落”,研究範圍相對較窄。清代中期以後,古泉研究逐漸深入,諸多金石學者致力其中,使古泉學逐步走向成熟。劉喜海以豐富的錢幣收藏閱歷、相關研究專著,以及對宋代鐵錢的拓荒式研究,成為我國現代古泉學的重要奠基人。

  據《劉喜海年譜》,他在弱冠時已涉足古錢幣收藏,且陸續買到不少罕見古錢。後來做地方官期間蒐求古錢幣近乎癡迷,翁樹培《古泉匯考》(經劉喜海補編、批校)記載了劉喜海多次獲得珍稀古錢的經歷:“己亥八月十四日,得此布(差布五百)于長安市上。”“道光己亥八月二十八日,喜海得是布(第布八百)于長安永和齋。”“道光己亥嘉平,又得(幼布三百)一品于長安蘇姓。”“喜海于己亥秋日得一鎏金開元錢,甚精。”

  劉喜海的錢幣收藏上至戰國,下到元明,並有周邊國家的各類泉品,不僅有王莽六泉十布全套,還有得壹元寶、靖康通寶、建炎重寶、天策府寶、招納信寶、大蜀通寶、孝建四銖、康定通寶等珍稀古錢,幾乎包含了清代以往的珍稀古錢幣品類中的大半。更有秦漢鑄錢所用泉范等,皆為罕見之物,他的收藏成就讓後世收藏者難以逾越。他甚至影響了當時的交易價格,據鮑康《觀古閣泉説序》,“庚子試禮闈,不第,旋秦……是時,秦中出土古泉甚多……未幾,燕庭觀察兵備延榆,青園(劉師陸)丈出守保寧。二公時時道出長安,必淹留累月而後去,大力搜括,聞風興起者又從而附之,泉值日以昂十倍。”

  據《古泉匯考》,圍繞“魚錢”的考證,劉喜海勘誤道,“此即唐魚符也。秦中不識,誤以為魚錢,芝山未及深考也。”針對齊刀幣文字誤讀為“齊歸化”,他又説道“此種原識原圖疑均有舛誤”。對於新發現的大蜀通寶,他考證道,“此泉見於《泉寶錄鈔》,附於蜀錢……其泉文字色澤與‘廣政通寶’頗相似,蜀之有‘大蜀通寶’亦猷南唐之有‘大唐通寶’,而史失載耳”。他對鄰國錢幣也有精深的研究,“天感元寶一枚,其銅制、字體確是安南國所鑄,且得于粵東,當是‘天感聖武’‘天感至寶’四字號,正舉二字鑄錢如宋太平興國、大中祥符之鑄太平祥符耳。惜無書可證,記此俟考”。

  劉喜海之後,古泉學逐漸成長為獨立學科,到民國時期得到迅猛發展,涌現出方若、張叔馴、丁福保、戴葆庭、羅伯昭、馬定祥等錢幣收藏大家。

  研究兩宋鐵錢 填補歷史空白

  劉喜海一生收藏古錢幣4600余種,其中的南宋鐵錢系列以往譜錄未記載。南宋時期,因連年戰爭出現銅荒和錢荒,於是試行在四川使用鐵錢,以邛州、嘉州等地為鑄錢之所,並延續多年。南宋鐵錢大小不一,文字種類繁多。因四川地域相對閉塞,清代以前幾乎沒有對於宋代鐵錢的研究和著述。劉喜海在四川時得以收藏諸多宋代錢幣,其中鐵錢佔大部。《古泉匯考》記載了他獲得鐵錢的諸多經歷:“喜海于丙午春日,得景德大鐵錢三枚,即張乖崖鑄于嘉、邛二州者也。”“(端平元寶鐵錢)十二種皆丙午春日得于西蜀。”“道光丙午,余秉臬三巴,得宋時鐵錢數千,詳加遴選,奇異之品,更仆難終。如嘉定之洪寶、真寶、全寶、新寶、至寶、崇寶、永寶、安寶、萬寶、正寶、興寶、珍寶;端平之惠伍東、定伍北;嘉泰、慶元之幕文,皆從來選錢家所未聞未見,即《永樂大典》中亦止載聖宋重寶、嘉定重寶二種。洵獲古之快事,若使當日(翁)宜泉比部見之,必為我狂呼叫絕也。”他對古錢幣新發現的興奮之情溢於筆端。

  宋代鐵錢成為劉喜海錢幣收藏中一個紛繁複雜的品類,他悉心研究,並詳加考釋,著述刊載,輯成《兩宋鐵泉拓冊》《嘉蔭簃鐵泉拓冊》等。劉喜海對於宋代鐵錢的研究,為開歷史先河之舉,為錢幣學界開拓了新的方向。

  後鮑康在劉喜海的影響下,開始對鐵錢深入研究,並終成一代古泉學大家。

   

  濰坊紅木嵌銀挂屏 

    

  濰縣銅獅子印 

   

  十笏園非遺展館展示的濰坊紅木嵌銀文具 

   

  濰坊金石文化的興盛,促進了本地民間文化的長足發展,並促成民間文化創意産品的生發,濰縣紅木嵌銀工藝和銅印章即為金石文化的衍生品。其中的紅木嵌銀工藝已成為濰坊的一項特色産業和地域名片。濰縣銅印章工藝發源於清末,留存至今的銅印章實物雖然年代並不久遠,卻已成為收藏市場的“熱賣”品種。

  工匠首創木器嵌銀 題材廣汎美觀實用

  濰縣紅木嵌銀工藝以硬木為基材,表面經過打磨後巧妙構圖,通過細線雕刻,由嵌入的金銀絲組成人物、鳥獸、花卉、書法、博古圖等各類圖案,外表飾以天然漆,加工成各類觀賞或實用器具,華貴而古雅、精緻而美觀、堅固而耐用。自清代誕生以來,從最初的小型工藝品,發展到今天的大如屏風、櫥櫃、桌椅、床具,小如念珠、鎮尺、筆架、手杖、碗筷、印盒等各類器具。

  古時鑲嵌工藝材質遍及金、銀、銅、象牙、松石、寶石、貝殼等,鑲嵌器物有銅禮器、銅鏡、帶鉤、車馬器、杯盤勺罐等。清道鹹年間,濰縣手工藝匠人姚學乾、田鎔叡等人為陳介祺製作古物陳設及收藏所用木盒、支架、底座等,他們借鑒鑲嵌工藝理念,首創在木器中嵌入金銀絲。

  據《濰縣誌稿》,姚學乾出身銀匠,“遊陳介祺之門,凡所蓄鼎彝古文及花紋,皆能摹勒。為濰邑嵌銀之開山祖”。

  田氏兄弟創新工藝 嵌銀産品遠銷海外

  姚學乾、田鎔叡之後,姚氏徒弟、田鎔叡之子田智緡將這一工藝不斷創新提高,《濰縣誌稿》載,田智緡“嵌銀絲器具極工……姚倣漢扣金銀器最精”。

  由於市場銷售向好,濰縣嵌銀業逐步發展壯大。光緒年間,田智緡與其子田循寬在濰縣東門裏開設“扣雅齋”,其製品之精到,海內馳名。光緒十六年(1890),濰縣人田皎叡(字曉山)、田昞叡(字菊畦)兄弟精通嵌銀工藝,在濟南後宰門街附近設立雅鑒齋,經營嵌銀工藝品三十年。

  田氏兄弟增加了翎毛花卉、山川人物等題材。傳世所見田曉山的紅木嵌銀器構圖文雅可鑒,以雙勾法所作竹枝挺拔,花卉勁韌。田氏將金銀絲巧妙結合,他的一件作品中,菊花花瓣、竹葉和小鳥改用金絲作勾線,映襯銀色竹枝、山石、花草。

  宣統元年(1909),濰縣又有“協興成”“永興成”嵌銀舖設立。民國元年(1912年),濰縣鄉賢、清末舉人劉金第(字東侯)、劉金符等人開設“桐蔭山館”,並在濟南、北京設分館,對工藝又有所改進,並對品牌的開拓和發展起了較大作用。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濰縣嵌銀業的黃金時期,店舖、作坊發展到20多家,並在北京、丹東、南京、上海、濟南等地設立銷售點。濰縣本地有協興成、永興成、桐蔭山館、扣雅齋等9家門市,除文房用品外,開發了手杖、帽架、座屏、書箱、煙具等器物,遠銷海外。1915年,田昞叡兄弟嵌銀作品“西湖十景”參加巴拿馬博覽會,獲“最優獎”。

  上世紀40年代後期,嵌銀業漸衰,多數經營者停業。上世紀50年代,十幾位老藝人組成“嵌銀合作社”,1958年轉為濰坊嵌銀廠。改革開放後,産品種類和工藝得到發展。如今,濰縣紅木嵌銀漆器已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

  胥倫始創濰縣銅印章 復活子母印流傳至今

  清末以後,民間流行銅鑄印章。銅印分為字印一體鑄成、銅鑄印體後刻製印款兩類。當時濰縣所制銅印章多為青銅質,方形印臺,直鈕、橋鈕或獅鈕,徑不足半寸,印文多見陽文,為整體鑄造,印體雖小而輪廓分明,比例恰當,小巧精緻。濰縣銅印章係濰縣銅藝匠人創制,以銅獅子印最著名。獅子作半臥狀,獅背面及側面鬃毛紋路清晰,口鼻眼耳皆有神韻。

  據考證,濰縣銅印章的創始人為胥倫,也是濰縣倣古銅的創始人。胥倫為鑄銅匠人出身,他通過觀察古代銅器、印璽,經過創造構思,仿製出設計精巧,古意盎然的銅器、銅印。據《濰縣誌稿》《山東歷史人物》及李葆恂的《歸學盦筆記》記載,胥倫“少遊陳介祺之門,盡見所藏三代彝器,遂精鐵筆。陳氏有萬印樓,秦朱、漢白充韌其中,魏、晉以下概斥去,不與摩挲賞玩。”於是胥倫得以“悟古人鑄印之法,先以蠟為模,刻紐篆文,毫發無憾,然後以精銅寫之,一鑄而就。俟微冶,再以刀石刮磨,使銑澤瑩潤而印成矣”。

  胥倫在長期摸索中復活了古時工藝複雜的“子母印”。子母印又稱套印,是一種由兩枚或多枚套合在一起的印章,套合時外觀呈現一枚印章的狀態,中間小印章取出各有印文,多為獸鈕。子母印發源於漢代,盛行于魏晉六朝。史載胥倫“非重值未肯一作,人以是惡其貪。”雖然胥倫“嗜金”,但其手藝為時人嘆服。

  胥倫晚年在陳介祺推薦下曾去北京鑄印,鑄銅印於是傳到京津、河北一帶。史載胥倫“晚挾技遊京師,王懿榮為之延譽,盛昱亦激賞之,一時名士名印,皆出其手”。胥倫得以與翁大年、王石經齊名。

  胥倫曾説:“印不難精工而難古雅,制紐尤難於制印也。”胥倫之後,其子胥伯元承繼其業,“子母印”得以流傳。濰縣解放後,陳介祺家族後代捐贈給政府的收藏品中即有胥伯元所作套印。胥伯元將這項技藝傳給外姓之人,民國時,濰縣銅印已成俏銷品。建國後,濰坊工藝美術研究所將濰縣銅印加以保護髮展,使其流傳至今。

   

  齊魯古玩城內一家古玩店 

   

  2006年濰坊大集破爛市一角 

   

  自清末以來,濰縣商埠文化的興盛,使得收藏之風在社會上層漸靡,後由於歷史原因,收藏風氣幾度興廢,但其作為一種文化基因,一直紮根在濰坊大地。舊時的濰坊沒有形成專業的收藏交易市場,改革開放後,伴隨民間收藏活動走向火爆,我市逐漸形成專業而開放的民間收藏品市場。

  建國前有古玩交易 戰亂年代價格便宜

  原濰坊市文物商店退休幹部譚慶貽回憶,建國前濰坊沒有專門的古玩市場,但有從業者和交易行為。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本地較為知名的古玩經營者有郭星五、臺繼五、劉品三等,濰縣解放前後,又有陳榮銓、郭景仁等間或從事古玩生意。

  建國前古玩業者大多在家中經營,交易僅限于熟人之間,買家大多是本地富商,收藏的範圍涉及瓷器、玉器、銅器、字畫、清代官員衣帽服裝等。民國時期在本地受關注的收藏品主要是高檔瓷器、古舊名人字畫、珠寶玉器、硬木傢具,以及文玩精品、竹木牙角雕、多寶閣等雜項。

  據濰縣相關史料記載,民國時期的濰縣大集在通濟門外向南有不成規模的古董攤位。棋盤街一帶有“老婆市”,上世紀30年代前後,“老婆市”成為“破爛市”,間雜古董買賣。某些趨於破落的舊仕宦家庭被迫變賣家當,因顧及體面,由家中老年婦女出面售賣。日本全面侵華後,民生日益艱難,破爛市規模日益擴大,後來濰縣大集的南沙灘廣場也成為破爛市。

  市建設局離休幹部陳瑞曾回憶,濰縣解放前後,沙灘大集破爛市規模空前龐大,古玩幾乎無人問津。濰縣解放之後,沙灘大集鴛鴦嶺附近,有“地主”身份的家庭女眷售賣衣物、傢具、字畫、瓷器等。他曾在大集見到古時的《張黑女墓誌銘》拓片、古陶瓷器以及明清文人書畫作品,當時的古玩價格極便宜。

  譚慶貽回憶,“文革”前後,民間古玩收藏品交易完全停滯。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位於白浪河小石橋附近的濰坊大集舊貨市場重現繁榮,其間出現古玩交易。本市收藏愛好者邱大軍曾于上世紀80年代末,在小石橋北面壩崖一帶開設古玩店,那時經營古玩屬於“半地下”狀態,他的月收入可達幾百元。那時參與個人收藏的多為國家幹部,市內文化系統參與者較多,單件成交超過百元的很少。

  改革開放後收藏品市場形成規模

  上世紀80年代末,濰坊大集北遷至白浪河北宮橋西側的河沿一帶,向北延伸至現臥龍街白浪河橋附近,在乾涸的河道中交易。南面靠近北宮橋頭附近,民間自發形成破爛市,這裡售賣舊貨,其中夾雜少數攤位兼賣古玩。後來北宮橋頭附近形成了一些固定古玩攤位並持續多年。據古玩商家解先生回憶,當時古玩價格相對便宜,如康熙官窯青花罐價格不過百元,郭味蕖的扇面要價僅幾十元。同時期,十笏園附近出現了幾家古玩店舖。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國內收藏隊伍逐漸龐大,這時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出現囤積炒作郵幣卡類收藏品的“炒家”,伴隨著郵幣卡在90年代中期炒作火爆,我市有跟風炒作批量收藏品的商販,往來于京津滬與濰坊,倒賣收藏品。

  1990年前後,奎文門對面白浪河西岸向南,有沿河公園名為“芳菲園”,被辟為花鳥魚蟲市場,芳菲園北側靠近橋頭一帶,成為我市最大的古玩收藏品市場。幾年後芳菲園改造,花鳥蟲魚市場遷入民生街白浪河橋西側路南的原“同心園”,在同心園西北角圍墻內形成了新的古玩收藏品市場。同心園拆除後,市場一度搬遷到廣豐傢具城以西的信豐古玩市場。

  上世紀90年代末,隨著國家文博事業管理政策逐步放開,民間古玩交易活動持續火熱,我市逐步建設了一批專業、公開的集藏品市場。在福壽街虞河橋東側以北、廣豐傢具城以西建成店面與地攤同步存在的古玩市場。我市部分縣市區也形成了專業的收藏品市場。

  後來,我市陸續建起幾大古玩交易市場,僅城區內已有齊魯古玩城、廣豐古玩市場、虞河古玩城、十笏園文化市場等,其中齊魯古玩城和十笏園文化市場逢週日集日也有地攤交易。青州、高密、臨朐、諸城等各縣市區也建成規模不一的專業收藏品市場,僅青州市內已有多處大型古玩市場。

  古玩貨郎推動民間收藏走向火爆

  晚清時期金石收藏熱潮中,濰坊藏家廣搜博求,即誕生了一批古玩商販。活躍于濰坊的古董商有陜西蘇億年、蘇兆年兄弟,濰縣人趙允中、范春清、孫海平、高文瀚、杜錫九,臨淄馬慶灝等人,他們奔波各地,蒐羅古玩,坐地起價,貨賣識家,贏取厚利。陳介祺所藏毛公鼎即購自蘇億年。濰縣古董商們常年為陳介祺收購古璽、封泥等。光緒年間臨淄一帶大量出土古璽,因無人辨識被當作廢物,熔煉為銅打造器物。馬慶灝遍走各銅莊,在廢銅堆中撿出古璽,每次可購得數十百鈕,大多高價賣給了陳介祺。范維清赴河南收購古玩,在安陽偶然發現新出土的帶有文字的甲骨,購買幾十片帶到京師,被王懿榮發現,促成甲骨文的重現天下,轟動金石學界。古玩商販的收購行為,使眾多流散古玩得以匯集,助推了金石收藏活動的繁榮,也最大限度保護了民間流散文物。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市出現建國後第一批古玩貨郎,走街串巷收購古玩,轉手獲利。這時國內收藏活動開始萌芽,眾多在民間沉睡了幾十年的古玩,被集中發現、收購、集藏。古玩貨郎常年以自行車為代步工具,一次行走幾十里甚至上百里。據上世紀80年代初經營古玩的王先生介紹,那時濰坊城區周圍,古玩商販有幾十人,他們利用工餘時間收購古玩玉器,乘火車到青島文物商店出售,除去路費,每次有30多元利潤,在當時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最早的古玩貨郎曾查閱地方誌書,到明清文人家鄉蒐購,後來發展到走遍濰坊各村鄉,“拉網式”收購。上世紀90年代,農村也出現眾多收購者,原昌邑雙臺鎮、安丘黃旗堡鎮曾經出現古玩貨郎“專業村”,多數村民參與古玩買賣。當時民眾的生活還不富裕,低廉的花費可以買到有價值的物件。那時的濰坊一度成為國內重要的古玩集散地,北京、天津、廣州的古玩商紛至遝來,競相淘寶。

   

  濰坊文物商店曾經使用的收購廣告 

   

  位於十笏園內的原文物店木質標牌 

   

  建國初期,由國家創辦成立的文物商店,是我市古玩收購及經營活動的主體,濰坊文物店的前身來自珠寶玉器收購門市部,在多年工作中收購到眾多珍貴文物,為國家文博事業做出了貢獻。

  建珠寶玉器收購門市部 收購文物層層遞交

  建國後,民間古玩收藏和研究交流活動接近停滯狀態,在很長時間裏,古玩收購和經營職能歸於官方的文物商店。據譚慶貽介紹,建國後我市文物收購部門成立時間較晚,在上世紀50年代成立的珠寶玉器收購門市部即濰坊市文物店的前身。

  建國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昌濰地區在益都縣率先試點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基礎上,于1956年針對全地區的民族資本家和私營工商業者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於同年推行公私合營政策,眾多私營企業變為公私合營企業。緊接著,昌濰地區響應國家號召,從1958年7月開始大煉鋼鐵運動,4個月後的1958年年底結束。那時新設立了隸屬於昌濰地區採購站的五金廢品收購部,由於在大煉鋼鐵運動中,有關部門認識到了一部分古物的價值,以及從滿足一部分群眾有出售古物的需求出發,由地區有關領導倡議,在1958年下半年成立了歸屬於土産雜品公司的珠寶玉器收購門市部,其主要業務是收購古玩瓷器、玉器、珠寶、各類雜項等。另外負責從本地區民間收購文物後,區分門類,再層層向上遞交,最終交售給北京土産首飾品公司。當時本地部門內提出的口號是“死寶變活寶,多出口創匯,支援國家建設”。

  新設立的珠寶玉器收購門市部當時並沒有掛牌經營,工作地點只有一間狹小的平房,設在老濰縣城裏(今濰城區)大十字口一帶,在後來的幾年內,逐漸發展成為專門的古玩收購門市部,這即是濰坊市文物店的前身。據譚慶貽回憶,我市在建國前從事古玩生意的郭星五先生,曾在膠濟鐵路沿線經營古玩,有豐富的古玩鑒定知識,眼力很好,能鑒別各類古玩,並對古玩實際價值有較高的把握能力,尤其精通珠寶玉器和狐皮、貂皮、獺皮等皮貨的鑒別。經上級批准,郭星五被聘請為該門市部顧問,譚慶貽擔任會計及店員。

  當時的收購門市部內只有一個臨街的窗戶,店裏把一些珠寶玉器懸挂在玻璃窗內側,路人透過玻璃便可以看到。機緣巧合,當時有一位地區領導騎自行車路過門市部,由於他對古玩收購工作有一定的認識,認為門市部場地太小,古玩工藝品成堆擺放也不安全,於是經過廣泛協調,令地區土産公司騰出一部分房間,將收購門市部進行搬遷,地址是當時的城裏大街(現東風西街)位於曹家巷以西路南的手工業管理局平房。搬遷後,店面變得相對寬敞,可以將字畫上墻懸挂,瓷器也可以擺到架子上。各類古玩雜項包括字畫、傢具得以佈置有序,美觀且安全。1960年,收購門市部重新搬遷到原東關大街(現東風東街)中醫院附近的原濰坊百貨店門市部,即現東風東街泰華城以東路南的安丘巷一側。

  地市級文物店掛牌成立 從事鑒定收購經營

  1961年,我國在全國範圍內設立文物商店,同年,在煙臺市召開了全省文化會議,副省長余修出席,會議傳達上級指示,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成立文物店,國家成立文物總店,並在我省部分地市成立文物店,其中設立省文物總店。會議決定在濟南、青島、濰坊、煙臺分別設立地級文物店。初期先成立三家文物商店,分別是青島店、煙臺店和位於濟南西門裏大街由文物出口門市部改名的濟南文物店。

  當時的青島店規模和影響較大,青島本地市民可以去直接售賣,省內各地的古物持有者也可以去青島店內銷售。接下來的幾年,曲阜、淄博、泰安等地也都成立了文物店。

  1962年3月,昌濰地區正式批准設立文物商店,即在原珠寶玉器收購門市部的基礎上掛牌成立昌濰地區文物商店,成為從事文物鑒定及收購、經營的專業機構。上世紀90年代初期,濰坊文物店又搬遷到鄰近濰坊火車站的健康街以北、和平路西側的開發公司招待所樓上。今年,因經營原因,濰坊文物店撤銷,人員合併到十笏園博物館。

  濰坊文物店收穫頗豐 收購文物級別價值高

  據譚慶貽回憶,珠寶玉器門市部收購的古物幾乎包含了古玩的所有門類。當時的政策是,清乾隆年間以前的古物一律保留,乾隆以後的古物,選擇部分精品保留,非精品對外銷售。由門市部仔細甄別挑選,達到國家文物級別的,選交上級文博部門包括昌濰地區及山東省博物館。不夠文物級別的,包括民國倣前朝的瓷器、各類老舊工藝品雜項等,通過國家進出口公司銷售到國外,換取外匯。

  濰坊珠寶玉器收購門市部主要收購高檔瓷器、字畫、珠寶、玉石、雜項、硬木傢具等。初期收購方式為等市民送貨到府,估價成交,後來也組織到縣市區及農村收購古物,從1958年開始,就收到眾多優質文物,第一年利潤即有2萬元。留存的文物有清代“四王”、元代倪瓚等名人的書畫作品。雕工精美的明清犀角杯、玉山子等在那時比較常見。古玩珠寶之外,門市部還兼收各類名貴中藥,有沉香、珍珠、奇南香、犀角、羚羊角、鹿茸、麝香、牛黃等,還包括刺繡、漆器、紫砂壺等民間工藝品。那時古玩成交價格很低,一件30釐米高的白玉賞瓶,價格只有200元。

  “文革”開始後,藏有眾多古物的濰坊文物店成為眾矢之的,工作陷於停頓。當時的文物店有關負責人擔心文物被損毀,迅速將店內文物藏匿到位於現濰城區城隍廟內的一間庫房內,將文物店清空,並重新放置了桌椅、報架,功能改為閱覽室,對外聲稱文物已銷毀,讓“造反派”們撲了空。“造反派”們憤然將“濰坊文物店”牌子摘下來,又將文字向內翻過來挂上,寫上了“砸爛舊世界”幾個大字。“文革”結束後,濰坊文物店恢復營業。

  濰坊文物店多年來曾收購到眾多級別、價值較高的文物,比省內其他地市文物店工作成績顯著,因而在全省文博系統有較高的地位。文物店的主要職責是收購民間文物,加強文物管理,防止文物流失。1981年前後,我省某出口公司私自把達到級別的文物當作普通工藝品出口,被發現後,從青島海關查抄了整整一個倉庫的出口文物,這些文物後來由省內幾個文物店分配,濰坊文物店被分配的文物數量相對較多。

  本期圖片由譚真提供

  

[編輯:趙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