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蘇浙三省試點追蹤：權力清單實施起來啥樣？

　　浙江一位企業負責人説，責任清單是有了，但對企業來説，如果政府部門不按權力清單辦事，他們也無能為力

　　“公佈省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切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今年是在省一級公佈，明年推向市縣一級，晾曬清單，讓社會監督。”面對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許下的莊嚴承諾，各地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如何實施？記者就此採訪了先行試點省級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皖蘇浙三地，看地方權力清單實施取得的成效進展和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

　　權力含金量幾何？

　　用藥安全是百姓關注的焦點，然而藥品品質出了問題，藥品生産審批部門有無責任，是哪個環節的責任，往往説不清楚。在安徽，去年10月開始公佈實施的政府部門權力責任清單則有效改變這一局面。

　　記者在安徽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行政權力責任清單上看到，位列1號的權力是“藥品生産行政許可權”，清單上不僅詳細列舉了這項權力的法定實施依據，還詳細列出該權力在行使中的責任事項和追責情形，一旦出現“對不符合條件給予審批或越權審批的”“審批後不履行監督職責”等問題，都有對應的問責。

　　“有了這樣的清單，政府權力透明，責任事項明白，權力不能再任性，老百姓也更放心。”一家藥企負責人説。

　　作為率先探索推行權力清單的省份之一，安徽省從2014年4月份開始在包括安徽省食藥監局在內的全省75家省直單位探索實施省級政府行政權力清單公開工作。依據簡政放權的改革要求和相關法規對上述省直單位的審批、處罰等10類權力進行大摸底、大清理、大晾曬。在浙江和江蘇，類似的工作去年也同樣展開。

　　亮出權力清單的過程實質上是對政府部門權力的自我“割肉”過程。“哪些權力要取消、哪些權力要下放，都涉及部門的切身利益。”具體負責清單編制工作的安徽省編辦副主任郭本純説。在安徽，歷時半年經過政府部門、法律專家、社會徵求意見等“幾上幾下”程式，最終梳理納入權力清理範圍的省級75家單位權力事項基數是5405項，經審核，減少3693項，精簡超過68％。在浙江和江蘇，最終確定的省級政府部門權力也精簡超過40％以上。

　　如今，上述省份的權力責任清單不少已經在政府網上全文公佈，供公眾點擊瀏覽，每一項權力不僅列出實施主體、承辦機構、實施依據、辦理時限等，還有責任事項和追責情形，權力運作流程圖一目了然，以實現“行政權力進清單，清單之外無權力”。

　　不過，在採訪中，一些參與權力清單編制的人士也提出，建立科學的權力設置標準是決定權力清單“含金量”的前提。“權力、責任清單是個新事物，權力怎麼列、責任怎麼定都是個新問題。”一位參與地方權力清單編制工作的專家指出，少數單位把一些本應該取消的事項也進行打包處理，或者把風險大的權力事項和審批事項推出去，把有利可圖的審批權抱在手中。這種“合併同類項”的辦法實質是一種簡政放權的數字遊戲。

　　“自己清理自己手中的權力，恰如自己清理自己的辦公室，誰會把有用的東西扔出去？這其中有多少削減的權力是‘割肉’，又有多少削減的權力形同‘剪指甲’值得關注。”這位專家説。

　　問責誰落實？

　　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亮出來了，審批少了，群眾辦事是不是方便了？

　　“現在辦證，比想像中還要快，早上申請，下午就有人打電話通知來取證了。”在江蘇省淮安市政務服務中心市城管局服務窗口，天仁藥房老闆王女士一大早趕來領取臨時佔道經營搭建審批證。“按規定要3個工作日，沒想到當天就辦好了。”王女士連聲表示意外。

　　江蘇省編辦主任俞軍説，從2014年7月起，江蘇省編辦經過幾上幾下，歷時3個月，最終形成了行政審批事項目錄清單和行政權力清單。但他們發現，行政審批過程中仍存在的“一長四多”，即辦理時限長、仲介多、蓋章多、收費多、材料多的現象，為此省編辦探索建立與“權力清單”相對應的“責任清單”，確保各部門權責對等，防止清單“挂在墻上、踩在腳下”。

　　“有權就有責，如果沒有責任和追責，單純地公開權力清單，難以發揮社會監督和制約作用。責任清單如同給權力套上一道‘緊箍咒’。”俞軍説。

　　在江蘇淮安市政務服務中心食品藥品監督局窗口，工作人員王柏年向記者展示了一張分管領導的授權書，他説：“以前變更企業負責人還要找領導審批，現在窗口一站式搞定，有的甚至只需在網上提交材料，不需要到現場勘查，審查合格就可以直接辦理。”王柏年表示，現在政府部門的權力和責任都明明白白亮出來，如果不按章操作，就會被追責，這讓他們很有壓力。

　　不過，記者也發現，目前的責任清單往往只是晾曬，誰來問責、誰來追責尚不明確。浙江一位企業負責人説，責任清單是有了，但對企業來説，如果政府部門不按權力清單辦事，他們也無能為力。

　　“有權必有責，但問責須落實。”郭本純認為，亮出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只是第一步，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公佈後，誰來監督執行，出現問責情形誰來追責，還需要進一步細化的制度保障。

　　權責清單進市縣

　　“以前市民申請辦理戶外廣告許可證後，還要準備所有材料再到路段大隊申請辦理臨時佔道搭建審批證，要跑很多腿才能辦好所有手續。如遇到大隊管理任務繁重，就可能將審批時間拖延下來。”安徽淮安政務服務中心市城管局窗口負責人湯錦芳告訴記者，如今按照權力清單的要求和流程，只要市民提出申請，工作人員必須一次性告知備齊所有材料，並安排人員前往現場勘察，只要符合條件，材料齊全，窗口當即就可以發證。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李克強總理明確表示，明年將在市縣一級全面推行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在皖蘇浙三地，市縣權責清單也在陸續推行中。其中，浙江省在去年6月不僅把省級政府的權力清單在網上公佈，還把市、縣級權力清單也同步上網公佈，在全國率先實現省市縣三級統籌設計、梯次推進權力清單。

　　“市縣一級的行政權力是與老百姓利益聯繫最密切的權力，在市縣一級推行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將有效防範行政權力在‘最後一公里’被濫用。”浙江省編辦主任鞠建林説，在市縣一級推行權力清單以來，一些市縣行政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得到有效規範，企業辦事更加高效便捷。

　　據了解，目前市縣權力清單的編制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省級層面監督制定，有的由市縣自行制定。如何保證市縣權力清單的科學制定便成了試點地方反映突出的問題。一位地方編辦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為了應對制定權力清單，某地公安部門專門成立20人小組，對著法律條文編制了1400多項行政權力，只為盡可能多留一些權力在手中。

　　“推行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是限制政府部門自身權力，是革行政機關自己的命。這對許多市縣基層政府部門來説，從思想上開始恐怕並不積極和主動。”安徽滁州市委書記李明在調研中也發現類似問題，在該市推行權力清單的過程中，一些部門仍然把權力清單當成筐，什麼權都想往裏放，“甚至有些權力連單位一把手自己也不清楚。”李明認為，這反映了“有權必有責、用權必負責”的理念還未深入到基層政府官員的腦海中。

　　郭本純、鞠建林等人認為，權力清單是簡政放權、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關鍵一招，目前省級層面推行權力清單擁有機構、人員、專家隊伍等多重優勢，權力清單落實的“最先一公里”問題不大，關鍵在如何保證“最後一公里”的落實品質，如何建立科學的市縣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定辦法，明確“有進有出”的權力動態調整辦法，將是市縣權力清單制度的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