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廣東省公安廳新聞發佈會消息，東莞涉黃問題已得到較為徹底整治，曾為涉毒重鎮的惠州惠東也已摘掉涉毒重點地區“帽子”。
一時之間，東莞摘掉“黃帽”，引發輿論熱議。厲行掃黃一年的背景下，流動人口候鳥般遷出，酒店業也出現大面積轉型，然而，東莞産業升級的命題，依然沒看到明顯頭緒。
“地下服務”漲價
“才下班，丈夫在，今天不接生意。”1月26日傍晚7點左右，小王給張明成回了個電話。
4年前，小王從四川南充來，住在東莞寮夏市場一帶，在工廠工作一個月只有兩千多元。去年掃黃之後，路邊“地下服務”行情反而漲價，她瞞著丈夫偶爾接一兩單生意，賺賺外快。
她的客人就從平日麻將桌上的牌友開始，逐漸被介紹給了張明成。
“現在打得嚴，原先只要二三十元/小時，現在都要一百元以上/小時。”張明成在路邊停下電摩，在上衣內側的口袋裏摸出錢包，從卡格裏扯出一張紙片，又從夾層拿出一個牙籤包裝紙，上面都有號碼，而沒姓名。最終，他決定打後一個電話。
張明成每次找她都是用這種方式，聯繫上了約到自己家裏。他一個月會玩兒上一兩次，也在跑摩托的時候幫忙介紹客人。“ 現在，舉報一個5000元，她們白天都不會現身的。”
這屬於私人散做，還有“專業”的，在街頭巷尾的樓房裏。接客時間一般都在19點以後。
1月26日當天，在厚街鎮工業街一家理髮店後，經過兩棟房子之間的過道時，可以看到一家住宿店，老闆登記客人身份證後，按客人要求安排姑娘所在的房間。
厚街鎮的地下服務比主城區豐富。
“酒店也有，就是和一些服務員聯繫，好的也五百上千。”張明成介紹，但是現在都不敢這麼明目張膽，所以路邊服務行情好一些。
厲行掃黃一年，酒店業顯然成了“受傷”最重的重災區。
1月25日晚八點半，東莞東城區金月灣廣場原先最熱鬧地段只有屈指可數的私家車停放在街邊，曾經東莞最著名的盛世歌朝一片漆黑，從門廳內到門前，一片狼藉，全是亟待甩賣的傢具，一個豪華的長沙發兩三百元，一盞臺燈一百元。
“早四五年拉了客人，聽説四個人幾小時消費五萬元。”東莞司機陳啟明告訴重慶青年報記者，“ 在東莞是最高的消費。”
這家在2008年由1000萬元註冊的聚集無數官員和富豪的夜總會在去年11月下旬正式倒閉，甚至在網上百度百科連結也已經消失。
從去年2月到6月，61家娛樂服務場所被取締，10家娛樂場所被吊銷證照。東莞證照齊全的桑拿有198間，歌舞娛樂場所有581間，沐足場所有832間，全部停業整治，驗收合格才能恢復營業。
就在盛世歌朝旁的MG時尚酒吧，禁止黃賭毒的警示牌赫然醒目。工作人員計曉輝稱，“ 你在8點以後看看門口的情況就知道生意情況了”。
在門口的VIP停車位上只有兩輛私家車，始終不見客人來。而這一條街道有幾家商鋪都處於招租中，原先一家烘焙店因招架不住3萬元/月的租金而關門，現在175平米的門面正在四處招租。
截至2014年9月17日的消息稱，娛樂場所驗收合格複業的，桑拿場所41間，歌舞娛樂場所478間，沐足場所652間。而在此後，當地再沒有公佈過掃黃數字。
據了解，東莞南城五星級酒店康迪和凱利酒店等多家酒店改為量販式KTV，酒吧街的酒吧多改為飯店。
據之前報道，鼎盛時期，東莞色情業每年産生的經濟效益一度高達500億元，相當於當地一年GDP的1/7。
厲行掃黃一年，在傳統外貿加工行業本就不景氣的經濟大環境下，少了珠三角流動人口帶來的人氣，東莞似乎平添了一絲蕭瑟。
失落的“雙轉移”
從東莞坐車到此次掃黃的重災區厚街鎮，這個“世界鞋業之都”的鞋業廣告和工業沙塵一樣鋪天蓋地。
“2014年賺得少，因為都沒什麼人了……”河南人張明成來東莞十幾年了，在朋友的鞋廠做銷售，前幾年每個月可以穩賺一兩萬元，去年至今基本就在一萬元以內。
“我朋友前幾年年收入兩三百萬元，去年開始不行了，上個百萬就不錯了。”張明成説。
統計數字中的東莞1000多萬人口，絕大多數都是外來務工人員。截至2013年末的數據，常住人口831.66萬，其中城鎮常住人口738.10萬，而真正擁有東莞市戶籍的人口只有188.93萬。
1月26日，位於厚街三屯工業區的老鞋廠琪勝鞋業門口，柏紛鞋業工廠店正在搞促銷活動，這是琪勝的工業旅遊轉型方式，讓遊客參觀，再打出品牌。
這場促銷從去年11月進行到過年之前，除了皮鞋之外，還延伸到包、箱等各種産品，價格均在專賣店售價的1/4左右。
“因為現在賣不出去，才這樣甩。”張明成解釋道。
琪勝佔地面積5萬平方米，擁有近1700名員工，隸屬於香港海富（國際）有限公司，原先以生産高檔男裝紳士鞋、休閒鞋、女式時裝真皮鞋為主導産品，一度從外貿轉向了內銷。
2012年，厚街召開民營企業轉型升級工作會議，出臺《關於促進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安排了1億元專項資金推動民營經濟轉型升級。
去年，厚街鎮以“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方式，在6月啟動“工業旅遊”項目。第一批吃螃蟹的琪勝去年銷售額增至3000多萬元。
“鞋業雖然是垮不了的行業，但是內地鞋廠逐漸多了之後，厚街的生意會失去優勢。”東莞屹立印刷有限公司總經理肖功俊認為。
“東莞一直比較落後，發展基本是靠鄰近深圳等地緣優勢。”張明成站在灰塵漫天的厚街街道上，為自己閒下來的時間找打發的事兒。“現在都沒有生意，只有週末才有人買鞋。”
東莞在1985年被列為珠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才撤縣設縣級市。1988年升為地級市，成了崛起的“廣東四小虎”之一，還是全國四個不設市轄區的地級市之一。2008年金融危機就遭過重創。
“現在的情況可以説比2008年還要嚴峻一些。”肖功俊稱，“2008年提出‘雙轉移’是因為當時有過多的勞動密集型産業，但是那年之後就基本沒有再提過這個政策。”
高新區GDP“副班長”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過後，東莞以外貿為主導的傳統經濟模式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創。尤其到了2009年，東莞市的GDP增速驟降至5.3%。
2009年至2011年，東莞GDP增長率連續3年在廣東省排名墊底，2012年數據也仍顯慘澹，排名倒數第二。
雖然，20世紀80年代的東莞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産業集群，以電子加工業為例，滑鼠、鍵盤、螢幕全部在同一工業區內，可以提供一條龍式的配套服務。
為了方便企業進駐，東莞政府曾一度特設了“來料加工辦”，以更好地與企業對接。在這種行政審批制度和服務環境下，不少製造業落戶東莞，甚至有臺灣、日本、歐美的企業。
據東莞市統計局統計顯示，2002年至2004年，東莞市連續3年GDP增長率超20%，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連續多年增長率都在18%以上。
但在東莞市2002年的政府報告中，就提到經濟結構正處在優化轉型的關鍵時期。“資金和技術密集的高新技術産業不多，現代服務業還很薄弱，民營經濟綜合實力不強，對外資依賴程度過高等，經濟結構的優化轉型非常迫切。”
該報告還明確提出了要完成松山湖科技産業園首期開發工程，並表示，松山湖是未來東莞的經濟科技中心。
然而，一直髮展到2012年，在東莞其他鎮區的GDP都達到300億元時，松山湖的GDP始終未超過200億元，與廣州高新區相差1061.7億元，甚至在東莞市的排名都是最後一位。
重慶青年報記者在松山湖管委會辦公室了解到其在2014年9月制定的“趕超戰略”。其中指出了招商引資陷入困境的問題所在—“外資”僅來源於港臺，跨國企業佔比低；並且，政府獨幹，難適應發展形勢。
“固定資産投資下滑，工業增加率、單位土地産值不高，部分規上企業經營狀況不佳，尤其是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沒有發揮出來。”這是園區剛剛整理出的年度總結。
“産業升級後，20多個産業園沒有什麼起色。”肖功俊了解到，“ 比如政府拿錢扶持松山湖産業園，但是其依然空置率高。”
重慶青年報記者在松山湖管委會的總結中看見，其購地項目中確實仍有38個項目、56宗土地未動工建設，土地效益沒發揮。
一名當地政府官員表示，去年掃黃之後沒有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其他産業起色不明顯，但政府財政收入還是有比較大的增長，就是靠對企業查稅、補稅。
“世界工廠”的明天
1月26日，東莞市政府在當地兩會召開前發佈了一號文《關於實施“東莞製造2025”戰略的意見》，堅定製造業強市發展方向，打造國際製造名城。
其中提到，工業總産值由現在的1萬億元向2萬億元跨越，擁有5個千億元産業集群、25家以上百億元企業，穩居全國製造業城市第一梯隊。
“現在的發展形勢不一樣了，深圳、廣州的企業轉移到東莞之後，地價、租金和勞動力工資都太高了。”在大朗鎮做印務的肖功俊深有體會。
要説東莞“三來一補”的經濟模式，得追溯到1978年，港商在東莞虎門鎮創辦的全國第一家對外來料加工廠—太平手袋廠。
港商的投資開動了東莞前進的馬達，隨後深圳的轉型則讓東莞借勢扶搖直上。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深圳早先開始産業轉型升級，因此部分加工業流向了緊鄰深圳的東莞。
在東莞從農業向工業轉變的過程中，大量依靠外來的企業力量，本土的民營經濟一直不是很強。很多企業都只是在東莞建立一個研發或生産基地，總部大多不在東莞，像深圳的華為、酷派等就是如此。
肖功俊分析，“ 原先東莞相比深圳具有土地優勢，地租便宜，勞動力價格也低廉，對於打工者來説租房也適宜，所以大量流動人口涌入”。
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專家何學彥認為，“ 東莞問題是全國經濟轉型的縮影，深圳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地緣優勢是東莞無法相比的，東莞畢竟屬於深圳的輻射範圍”。
相比深圳，東莞的品牌如大朗毛織、虎門服裝、厚街傢具等産業集群，以及搜于特、都市麗人等，始終遜色。
相對於廣州、深圳而言，東莞吸引力還是明顯不足，其他一些傳統工業區內人才缺口更是嚴重。
另外，東莞在吸引大批外資企業和“新莞人”進駐的過程中，以提供土地作為置換條件。這一政策讓東莞提早享受了發展的紅利，也過早地透支了其土地資源。
據悉，2012年東莞曾簽約引進了一大批項目，但由於受土地、資金、環評等因素制約，很多項目尚未真正落地，引進的重大項目中有34個都存在地指標缺口。
此外，東莞缺失集中性的採購區域，在東莞市區中心，沒有一個成規模的集中性交易展示平臺，整個東莞也沒有所謂的一個標準意義的城市中心。
何學彥認為，過去，需求結構中投資高達30%，現在基礎設施總體投資下降，消費需求相應下降，必然需要轉換經濟增長的臺階，“我估計，到2017年增速甚至會降到7%以下。在2020年左右，新的代替産業進入一個常態，回到7%以上”。
“東莞至少要三四年才會緩過來。”何學彥説。
其中提到，工業總産值由現在的1萬億元向2萬億元跨越，擁有5個千億元産業集群、25家以上百億元企業，穩居全國製造業城市第一梯隊。
“現在的發展形勢不一樣了，深圳、廣州的企業轉移到東莞之後，地價、租金和勞動力工資都太高了。”在大朗鎮做印務的肖功俊深有體會。
要説東莞“三來一補”的經濟模式，得追溯到1978年，港商在東莞虎門鎮創辦的全國第一家對外來料加工廠—太平手袋廠。
港商的投資開動了東莞前進的馬達，隨後深圳的轉型則讓東莞借勢扶搖直上。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深圳早先開始産業轉型升級，因此部分加工業流向了緊鄰深圳的東莞。
在東莞從農業向工業轉變的過程中，大量依靠外來的企業力量，本土的民營經濟一直不是很強。很多企業都只是在東莞建立一個研發或生産基地，總部大多不在東莞，像深圳的華為、酷派等就是如此。
肖功俊分析，“ 原先東莞相比深圳具有土地優勢，地租便宜，勞動力價格也低廉，對於打工者來説租房也適宜，所以大量流動人口涌入”。
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專家何學彥認為，“ 東莞問題是全國經濟轉型的縮影，深圳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地緣優勢是東莞無法相比的，東莞畢竟屬於深圳的輻射範圍”。
相比深圳，東莞的品牌如大朗毛織、虎門服裝、厚街傢具等産業集群，以及搜于特、都市麗人等，始終遜色。
相對於廣州、深圳而言，東莞吸引力還是明顯不足，其他一些傳統工業區內人才缺口更是嚴重。
另外，東莞在吸引大批外資企業和“新莞人”進駐的過程中，以提供土地作為置換條件。這一政策讓東莞提早享受了發展的紅利，也過早地透支了其土地資源。
據悉，2012年東莞曾簽約引進了一大批項目，但由於受土地、資金、環評等因素制約，很多項目尚未真正落地，引進的重大項目中有34個都存在地指標缺口。
此外，東莞缺失集中性的採購區域，在東莞市區中心，沒有一個成規模的集中性交易展示平臺，整個東莞也沒有所謂的一個標準意義的城市中心。
何學彥認為，過去，需求結構中投資高達30%，現在基礎設施總體投資下降，消費需求相應下降，必然需要轉換經濟增長的臺階，“我估計，到2017年增速甚至會降到7%以下。在2020年左右，新的代替産業進入一個常態，回到7%以上”。
“東莞至少要三四年才會緩過來。”何學彥説。
[責任編輯： 王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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