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再現深圳 “洋黑工”輸送形成流水線

　　深圳市寶安區沙井街道鴻榮恒工業園有一家普通小作坊，與其他勞動密集型中小加工企業一樣，“用工荒”是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18名來自越南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為這家小作坊解決了“燃眉之急”，追問這十幾名外國“打工仔”的來歷，一個以“蛇頭”為中心、以組織外國人偷渡入境從事非法務工為業的“地下勞務派遣市場”浮出水面。

　　廉價“打工仔”

　　偷渡入境的外籍勞工不僅薪酬低廉，而且吃苦耐勞，易管理，願意從事勞累繁重的工作，這使得僱主在明知招收的工人為非法入境的“黑工”後，仍願意繼續雇傭他們。

　　匿身於深圳市寶安區沙井街道鴻榮恒工業園小作坊內的18名越南工人，就是“蛇頭”非法帶入境內的廉價“黑工”。《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檢察機關了解到，2012年3月初，犯罪嫌疑人高某及其同伴潛入越南境內，以收入較高為由遊説越南公民到中國務工。隨後，在未辦理任何入境手續的情況下，將這18名越南公民非法帶入中國境內，並幫其安排務工。

　　2013年2月初，犯罪嫌疑人高某及其妻子領取上述越南公民6萬元工資後逃匿。8月，深圳市寶安區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對這宗組織越南籍非法勞工偷越國境案的犯罪嫌疑人高某以組織他人偷越國境罪批准逮捕。

　　與港澳一河之隔的東部沿海城市一直是偷渡犯罪多發區。過去，偷渡犯罪以犯罪分子組織境內人員向境外偷渡為主。但近年來，在國內用工成本攀升，且雇傭“黑工”違法成本較低的背景下，廣東沿海發達地區開始出現大量東南亞人員向境內偷渡，且人數逐年增多。

　　據深圳檢察機關統計顯示，2010年下半年以來，在深圳發生的此類“非法入境、非法就業”案件中，牽涉到數百名來自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人員。

　　記者還從廣東邊防總隊獲悉，今年以來，廣東邊防總隊抓獲偷渡人員已達734人，2012年抓獲943人，2011年抓獲865人，外籍偷渡人員以東南亞人為主，大多奔著到中國“打黑工”而來。

　　這些懷揣“淘金”夢想的偷渡者來到中國到底能掙多少錢？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緬甸籍人員在珠三角的務工月收入為1000多元，另外，其獲得的報酬需要被“蛇頭”(組織偷渡的人)剋扣一部分，最終拿到手的報酬幾乎接近最低工資標準，但與其在緬甸約400至600元人民幣的月收入相比，還是高出很多。

　　對於中國的製造業企業而言，“黑工”因為較高的“性價比”而受到追捧。珠三角一些加工企業冒著被罰款的風險雇傭非法入境的外籍勞工，除了對低端勞動力有剛性需求之外，其生産特點也要求工人能承受高強度的勞動密集工作。為了滿足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蛇頭”們在招募勞工時主要以青壯年勞力為主。

　　“雇傭‘黑工’一方面可支付較低的工資報酬，且不用繳納‘五險一金’，另外他們對生存環境要求極低，有地方睡，有飯吃就能滿足。”廣東邊防總隊深圳六支隊莫署説，這對部分掙紮在成本線上的企業頗具誘惑力。

　　偷渡“流水線”

　　“蛇頭”是如何越過重重監管，將這些外籍打工者順利帶入中國境內？或許“蛇頭”趙保輝的經歷能夠提供一個與偷渡組織者有關的社會圖景縮影。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深圳檢察院獲悉，趙保輝從2007年開始從事勞務派遣工作，一直以來都沒有申請營業執照。2009年8月，趙保輝認識了來自雲南的拍檔成昆龍，開始合夥做勞務派遣的工作。

　　“2009年，我認識了勞務仲介老趙，他讓我從老家多帶點人來深圳打工，給我提成，我就從雲南老家帶了幾批人過來。2009年10月左右，我老家有個叫小普的説有20個緬甸人要來打工，我問老趙這些人可不可以進廠，老趙也沒管這些人是怎樣入境的就同意叫這些人過來深圳的工廠。”成昆龍在後來對偵查機關的供述中説到。這件事情過後，趙保輝便投身於大規模的“偷渡事業”中，組織緬甸人來深圳打工。

　　深圳市檢察院檢察官黃勇介紹，“偷渡事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為進一步建立、完善非法組織他人偷越國境來深圳務工的渠道，趙保輝、成昆龍前往雲南省盈江縣與李紅、LA M A S(無國籍人士)匯合，商議組織緬甸人非法入境務工具體分工，結成了偷渡路上相互協調、分工明確的非法組織。

　　在 雲 南 省 盈 江 縣 商 議 期 間 ， 趙 保 輝 等 人 在LA M A S住處召集數十名緬甸人開會，大力宣揚、鼓動前來開會的緬甸人到中國務工，聲稱前往中國廣東打工每月工資達人民幣1200元，所有費用進廠工作後從工資中扣除，並將事先準備好的招工名片散發，以此引誘緬甸人前往中國廣東打工。中緬邊境的雲南盈江縣成為他們招兵買馬的據點。

　　另一方面，在緬甸和雲南邊境的接應由李紅和LA M A S完成。LA M A S精通緬甸語，主要負責在雲南省盈江中緬邊境上物色、招募、安置偷越入境的緬甸人，達到一定人數後，李紅負責把緬甸人從盈江拉到昆明市汽車站，然後由趙保輝聯繫好的專人馮金菊用大巴車將偷渡客送到廣東省東莞市交給趙保輝。趙保輝、成昆龍共同負責支付緬甸人從雲南到深圳的路費、吃住等費用，並安排進廠工作及管理。

　　“我總共帶過幾批人，但是有幾批人在聯合檢查站就被堵住了，成功帶到昆明汽車站的共有25個左右。”李紅在供述中説。作為“搬運工”的他認為，偷渡需要一些運氣。

　　黃勇説，“蛇頭”們為了逃避公安邊防檢查，路上的審慎更為重要。出發前，趙保輝事先將偽造的雲南籍戶口卡交給馮金菊，由馮金菊分發給乘車的緬甸人，並告誡這些緬甸人儘量坐在臥鋪大巴車的上鋪，路上遇公安部門檢查，不要講緬甸話。當緬甸人被送至廣東東莞或長安汽車站後，趙保輝等人便到車站將這些緬甸人接到事先安排好的住處等待接收單位或直接安排到用工單位工作。

　　黃勇介紹，這一類偷渡犯罪從招募人員、偷越國境、長途運輸，到介紹務工、日常監管、工資結算等，均有專人負責，分工明確，配合緊密，呈現出“一條龍”流水線的作業模式。

　　“黑工”利益鏈

　　這些“淘金”者徒步穿越綿長的國境線抵達中國邊界，為逃避邊防檢查站的檢查蹚水過河、繞山路。然而，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歷經千辛萬苦來到中國務工，最終成全的卻是“蛇頭”們的腰包。

　　一名偷渡組織者在供述中説道：“我聽L YBIE N (‘蛇頭’)説，他把越南人帶到中國要向每個越南人收取100多元人民幣的費用。”

　　一名偷渡親歷者也表示，在來中國工作領取工資之前，就已經受到“蛇頭”們大大小小的盤剝。“LY BIEN在越南老家找到我，問我要不要到中國工作，我説想，還有幾個朋友也想去。我和另外4個朋友來到越南的H A N G D O I，然後開始爬山，爬了20分鐘就到了中國弄懷找到了L Y BIE N，把我們帶到了深圳後，找我們每個人要了400千越南盾(約150元人民幣)。”他説。

　　趙保輝在供述中提到分錢明細：“我支付給李紅人民幣1000元/人，包括他給LA M A S的招工費300至350元、住宿費等，共支付了大約24萬元。我給馮金菊人民幣320至340元/人，包括路上的飯錢，共支付了大約10萬元人民幣。付給李紅的錢都是轉賬，人到東莞後我轉錢，有時要先支付部分定金。馮金菊的錢是等人到了以後交給司機，偶爾也會轉賬到她農業銀行的賬戶上。我和成昆龍把緬甸人介紹到工廠打工後，收廠方的工資是每人每月1400元，再支付給緬甸人1200元，賺差價200元/人，然後平分。”

　　“除了既定的利益分成，還有一些辦證需要的費用。”成昆龍提到，李紅在中緬邊境招募緬甸人，得先幫緬甸人辦一個幾十元錢的邊境證入境到中國，然後李紅用大巴車走小路把他們送到昆明市，路上要躲避檢查站。勞工送到昆明後再用長途車把他們送到深圳市，路上如果遇到盤查的就説這些人是雲南的少數民族。到深圳後，趙保輝再把這些人辦邊境證的錢還給他們。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在越南北部一些介紹工人到中國大陸打工的勞務仲介，除了組織偷渡外，還可以為越南籍勞工辦理赴中國旅遊的簽證，以此方式入境中國，然後滯留不歸進行非法務工。

　　“蛇頭”每成功運送一個人進廠務工，就可從用人方收取手續費1000元，另外還從“黑工”每個月1400元人民幣的工資中提成200元牟利。辦案的檢察官稱，犯罪團夥對偷渡者實行嚴格的人身控制，並完全控制其勞動所得，在扣除偷渡的各種費用並按照一定比例為犯罪團夥成員“抽成”後，才將剩餘部分交給偷渡打工者。一名犯罪分子供述，他們按每人每工作1小時提3毛錢的標準“抽成”。

　　據了解，趙保輝等人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組織了數百名緬甸籍人員非法入境務工，獲利達人民幣24萬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