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隱性負擔”壓彎實體經濟的腰

　　“擺在面上的稅收好減，藏在暗處的各種收費難降。”許多中小企業反映，目前小微企業負擔依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各種名目的行政性、壟斷性收費很多。

　　一位中小微企業負責人稱，如果把各種隱性、顯性的行政性收費加在一起，加上20多種稅收，企業的平均稅費負擔高達實際收益的40%，利潤空間大大萎縮。

　　當前，實體經濟轉型發展正遭遇法制環境、信用體系、隱性負擔等方面的“絆腳石”。實體企業希望，政府職能轉變的節奏和力度加快跟上經濟轉型的步伐，基層政府拿出抓經濟建設的力度，切實改善經濟發展的“軟環境”。

　　居高難下的企業稅負

　　高稅收是許多企業面臨的“重負擔”。福建一家體育用品公司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福建企業，企業一名高管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賬：公司年銷售額70多億元，要繳10多億元的稅，他自己拿150萬元的年薪，扣除個人所得稅拿到手的只有90多萬元，綜合稅率30%多。

　　這位高管説，與大陸相比，香港的個人所得稅最高就15%，還可以抵扣。以一名設計師拿到手85萬元薪資比較，香港的公司只要支付100萬元，該公司則要支付近150萬元。這家公司因業務發展，需要從境外聘請設計師，由於個人所得稅高，為了確保他們的收入水準，只能增加工資，負擔最終轉嫁給企業。

　　福建晉江一家從事貼牌泳裝生産的公司表示，很多時候産品有沒有賣出去，稅都得收，企業繳稅額常常超過凈利潤，有一年凈利潤100多萬元，而稅繳了260萬元。

　　專家認為，為促進實體經濟良性發展，應按照減稅的總體方向，完善稅收制度和政策體系，統籌考慮深化稅制改革和實施結構性的減稅政策。將一些有利於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的政策上升為稅收制度的安排。

　　名目繁多的“隱性負擔”

　　儘管政府已經採取積極財政措施降低企業稅負，但是，中小企業仍然面臨較重的行政性收費壓力。

　　工信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的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企業負擔形式出現一些新的變化，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問題大幅減少，但與行政職能掛鉤的各種服務收費卻層出不窮。

　　據全國工商聯粗略統計，目前向中小企業徵收行政性收費的部門有18個，收費項目達69個大類，負擔較重。

　　從2009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到2013年8月1日，我國三次取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共163項。儘管如此，許多企業仍反映，真正降低企業收費負擔仍面臨難題。

　　首先，國家和地方在稅費減免上出臺了不少優惠政策，減免的行政性收費名目繁多，但減免額度有限。其次，在部分稅費減少的同時，新的收費又增加了，如環境評價、産品品質評價等都要收費。另外，企業負擔中佔比較大的教育附加、城建附加、水利基金等費用都沒有明顯減免。

　　不少中小微企業負責人建議，國家在優化稅收環境過程中，宜加大力度降低中小微企業的“隱性負擔”，清理現有行政性收費項目，規範政府費用徵收行為，推進“費改稅”改革，增強企業負擔的透明度，以更大力度減輕中小微企業稅費負擔，確保中小微企業在生存與發展中輕裝前行。

　　難解難繞的“三角債”

　　在當前經濟形勢複雜、實體經濟運作面臨困難的情況下“三角債”問題也進一步凸顯，使部分企業經營雪上加霜。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了解到，“三角債”問題在不同行業不同程度存在。不少企業都在為“三角債”的加劇而“頭疼”。由於經濟形勢複雜，不少企業資金鏈緊張，下游客戶拖欠貨款或要求少付貨款的現象正在增加，應收賬款不斷上升，資金回籠難度越來越大。

　　山東通裕重工公司負責人表示，企業一年10多億元的營業收入，應收賬款高達4億元，下游客戶收了貨不給錢，催款催急了，對方就要求在已簽訂合同基礎上扣掉3%至8%不等的貨款，假如有2億元的貨款，就會損失1000萬元。

　　一些企業還表示，面對這樣的情況還不能輕易起訴拖欠方，因為欠款的企業幾乎都是下游大客戶，一旦對簿公堂，以後就做不成生意了。

　　陜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成榮認為，上世紀90年代那次“三角債”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巨大傷痛，讓人記憶猶新。從成因上看，那次“三角債”主要是由於央行緊縮銀根導致市場上出現流動性不足，企業資金短缺，而2012年以來逐步凸顯的新“三角債”的深層次原因，是經濟形勢複雜造成企業盈利能力下降，以及産能過剩的經濟結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發佈的《要高度警惕當前新的企業“三角債”問題》的報告認為，與20世紀90年代的“三角債”危機不同，此次各種類型企業均有涉及，且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更為嚴重；地方投融資平臺和大型基建項目成為“三角債”的源頭之一。

　　賽迪智庫中小企業研究所副所長牟淑慧認為，“三角債”大量出現只是表面現象，反映出來的本質問題是社會信用的缺失。為此，加快信用體系建設是降低“三角債”風險的治本之策，當前宜加快打破目前我國各部門、各地的“信用資訊孤島”，形成互聯互通、整合共用的信用體系。

　　一言難盡的融資難題

　　近兩年來，為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我國金融改革政策密集出臺。不過，一些地方由於重銀行數量輕服務結構、重考核要求輕環境培育、重信貸“輸血”輕財政“增效”，導致金融支援實體經濟的實際效果有限，未能充分滿足當地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個二三線城市調研發現，地方政府對於引進銀行分支機構、地方分支機構升級，以及加大銀行開展跨業跨區合作的願望較為強烈。但是，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果看，銀行並非越多越好，目前金融體系建設中存在重視銀行數量增加，忽視銀行地域結構、客戶結構和股東結構的做法，導致雖有更多的銀行，卻不能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在地域結構上，不少股份制商業銀行開設異地分行，表面上增加了開設地的信貸投放，但卻因地域性錯配增加了風險；在客戶結構上，一批中小銀行對優質客戶的集中貸款，不利於企業資金使用和信貸效率；在股東結構上，銀行缺少民營資本等多元化股東結構，難以促進銀行支援本地涉農和中小微企業融資。

　　當前，管理部門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引導政策中，偏重對銀行的考核要求，缺少對銀行發展環境的培育。從近兩年的情況看，“兩個不低於”(對小企業貸款的增速不低於全部貸款增速，增量不低於上年)等強制性政策暫時改善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增加了信貸投放，但小微企業是風險高發區，加大了銀行的壓力，其主要表現就是不良貸款率有所上升。

　　對此，銀行方面建議，在政策引導信貸投向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同時，宜兼顧信貸風險的防控，應重視政府主導修復信用環境，同時監管政策 應 允 許 針 對 中 小 微 企 業 貸 款 進 行 風 險 超 額 撥備。

　　2013年以來，中小微企業信貸可獲得性增加，但是單純依靠信貸“輸血”的融資渠道持續性讓企業擔憂。一些金融機構負責人認為，企業不能單純依靠銀行“輸血”，應更好發揮財政效能。儘管地方政府擁有加強財政資金“撬動作用”的願望，但往往難以事半功倍。在一些省市，政府部門每年拿出不少資金直接補貼企業，但效果卻不明顯，同時公平性與普惠性也有待提高。

　　一些地方銀監局負責人建議，未來可考慮將財政資金集中起來做擔保基金，幫助中小微企業建立起穩定的融資擔保渠道。比如1億元的擔保基金，可以對企業進行10億元的擔保支援。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記者陳鋼、丁文傑、康淼、楊毅沉、浦超、何欣榮、王存福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