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養老金調查：養老金兩三千 不敢輕易看病

　　圖為老人們在公園休憩，隨著老齡化時代的到來，公園會變得越來越熱鬧。

　　城鄉養老金調查(下篇)　　

　　城市老人直言 養老金難以應對上漲的物價

　　應付日常開支沒問題 但沒有富餘 不敢生病

　　每月兩三千元的養老金是多了還是少了？這是絕大多數受訪的廣州老人的養老金收入水準。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有的家庭子女收入高且孝順，老人哪怕沒退休金也能安享晚年；有的有災有病，養老金用得捉襟見肘，加之子女“啃老”，在錢越來越不經花的當下，只能“一個銅板掰成兩半花”。

　　本報記者採訪了多名中低養老金收入水準的廣州城市老人，試圖通過一個個實例，來描繪出城市老人養老金收支情況的圖景。

　　文、圖/本報記者李鋼、李穎

　　實習生黃飛宇

　　轉制後退休難免失落

　　退休金兩三千不算少

　　劉先生氣質斯文，作為曾經的“國家幹部”，他説起話來頭頭是道。退休10多年來，劉先生喜歡跟老伴到處遊玩，還經常找老同學們聚會，一起回憶舊時光。

　　劉先生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他所在的企業在國企改革大潮轉机制了，他的身份隨之從原來的“國家幹部”變成了“企業幹部”。當年從事企業管理工作的他後來以企業高管的身份退休，但每個月拿到手的養老金也只有3000多元，在他看來，並不多。

　　“從企業退下來，無論是工人還是廠長，養老金都一樣。”劉先生説，“我希望能夠盡可能地提高我們這些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水準，當年身份的轉變畢竟是服從國家的需要。”

　　70多歲的張先生老兩口都是退休工人，曾幾何時，這種“夫妻檔”是多麼令人羨慕。只不過，他倆當年為之奮鬥的工廠如今都已不復存在。“我是機械廠的工人，我愛人是廣州洗衣機廠的工人，都是國有企業。”張先生告訴記者，退休之後，工廠已不復存在。

　　如今，張先生每月的養老金收入約為3200元，張太太約為2500多元，他們感覺已足夠應付生活，但不能大手大腳。每逢節假日，張先生都會感到失落，那些“有單位”的退休工人，會收到來自原單位的慰問金、慰問品；像他們這種“沒單位”的，只能從街道領幾十元過節費。

　　“還好兒子挺爭氣，有份不錯的工作，還會時不時地給我們點錢，請我們吃頓飯。”張先生説他挺知足。

　　66歲的李女士身形瘦弱，身體狀態不是很好，她説她腰痛比較嚴重，後來惡化為手痛腳痛，經常需要做理療，每次都要花去大約300元，理療費還不能用醫保報銷，對她來説，這筆經濟負擔非常重，以至於不敢輕易去看病。

　　“我原來是越秀區水電安裝工程隊的倉庫保管員，上世紀90年代單位被撤銷了，我也就下崗了，下崗多年後才退休。當時工齡不夠，我就花錢買夠了15年的工齡，這才能享受到社保待遇。現在每個月拿1600多元錢的養老金。”李女士告訴記者。

　　丈夫多年前過世了，李女士如今跟兩個女兒相依為命。“二女兒幾年前離婚了，她身體有病，沒法出去工作。但大女兒實在是太好了。”説起大女兒，李女士一下子來了精神，“大女兒非常顧家，每隔一個禮拜一定會回家來看看，照顧妹妹，然後給我們一筆生活費。她實在太好了，其實她自己一個月也不過賺幾千元而已。”家人之間的接濟，彌補了養老金的捉襟見肘。

　　個體戶靠積蓄撐起家

　　隨夫進城後難辦社保

　　潘先生個子不高，皮膚黝黑，戴著一副眼鏡，眼神中透著一股精明。上世紀80年代，他從工廠辭職，打破了當時所謂的“鐵飯碗”，幹起了服裝生意，堪稱中國“第一代個體戶”。

　　在那個商品經濟還不發達的時代，個體戶能掙到不少錢。回想起來，潘先生感慨萬千，他説自己當時只會埋頭苦幹，不知道該如何讓手頭的錢保值、增值，所以隨著通貨膨脹，他苦心積累的財富不斷縮水。

　　那個年代，像潘先生這樣的個體戶普遍對養老金沒概念，當時的他覺得自己經濟狀況還算好，所以並不擔心未來。可後來眼瞅著物價越來越貴，他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

　　“後來，市裏給了政策，我們這些當年的個體戶現在也有了社保，對我來説，每月的養老金雖然只有1600元，不算多，但應付日常生活還是足夠的了。”他的妻子目前仍在工作。

　　他説他家目前最大的花銷是兩個子女的教育支出。“一個孩子剛大學畢業工作，還有一個剛考上大學。還好，兩個小孩都很爭氣，都考上了一本，學費不算高，平時給他們點生活費就行了。”潘先生坦言，這些開支都靠他當年的積蓄撐著。

　　來自清遠的劉東妹正在為自己的社保而焦慮，她原本一直在老家農村務農，而丈夫在廣州的一家外貿公司工作，為了不再兩地分居，大約10年前，她把自己的戶口也遷到了廣州。

　　以前在農村沒單位，她一直沒參加社保，所以進城之後馬上就面臨養老難題，2008年，她曾向社保局提出申請，但得到的答覆是，只有落戶廣州滿10年才可參保。

　　她丈夫的單位多年前因經營不善解散了，幸虧他參加了社保，所以如今退休後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養老金，劉東妹沒收入，兩口子的生活開支都靠這2000多元。

　　劉東妹有一對兒女，兒子在清遠老家務農，收入不高；女兒是一名英語教師，但有時手頭也會週轉不開，老兩口得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資助兒子，幫幫女兒。

　　劉東妹希望自己和丈夫能夠遠離疾病，否則身體上和經濟上都承受不了。“老公有一次生病住院，雖然能報銷一大部分，但自己還得承擔8000多元。身體好就什麼都好了。”她説。

　　86歲老太租房爬8樓

　　嫌物價高回鄉下養老

　　滿頭銀發的楊婆婆已經86歲高齡，但身體狀況不錯，每天都要出門活動，但出門對她而言已經是件頗為費力的事情了。

　　多年以前，楊婆婆家住在康王路一帶，後來因市政建設的需要拆遷，楊婆婆一家被分配到了黃石路一帶居住。她目前住的房子仍是當年分配到的老房子，沒有電梯，楊婆婆住在8樓，每天上下樓對她來説實在太難了。

　　“我現在的夢想還是有套屬於自己的房子——其實我現在住的房子仍然算是租的，並不是自己的。以前在單位當工人的時候有房子分，可我卻從來沒有輪到過，所以一直都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子。”

　　楊婆婆退休已經整整30年了，現在每月能領2200元左右的養老金，她説這些錢能勉強應付日常生活開支，但一旦遇上病痛，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跟楊婆婆一樣，73歲的丘婆婆也沒有屬於自己的住房，她如今住在棠溪，同樣租房住。當記者見到丘婆婆的時候，她正獨自一人在公園裏整理剛剛揀到的木棉花。“木棉花是可以用來煲湯的。”她笑瞇瞇地説。

　　丘婆婆告訴記者，因為要養育幾個孩子，所以她直到40多歲才外出工作，當上了一名環衛工人。“做環衛工人很辛苦的，每天很早就要出門去掃馬路，那個時候工資也不高，只有100多元，但物價也低，所以覺得比現在要過得好。”

　　由於參加工作晚，丘婆婆的工齡只有11年，她每月的養老金收入約為2200元，跟楊婆婆差不多。丘婆婆的生活態度很樂觀，她身體一直不太好，經常得去醫院看病，“沒錢的時候就吃差點，有錢的時候就吃好點”。

　　丘婆婆的丈夫曾是一名建築工人，目前每月的養老金約為2000元，他嫌廣州的物價水準高，就返回開平鄉下的老家去生活了。“那邊的物價要比這邊低很多，2000多元在那邊還是很經花的。”丘婆婆説。

　　一直讓丘婆婆放心不下的，是幾個子女。她的三個孩子中，如今只有小兒子結了婚，大兒子和女兒都已經40多歲了，卻仍舊單身，都跟她住在一起。“沒有錢，沒有車，又沒有房，哪敢去談戀愛？”她這樣認為。

　　丘婆婆説，三個子女平時或多或少都會給她點生活費，但他們自身的收入水準並不高，每個月只能給四五百元。她倒也無所謂，感覺很滿意，如果孩子們經濟上出現困難，她還會給點幫助。

　　改革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

　　必須配套職業年金改革

　　訪談嘉賓：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中國養老金髮展報告2012》主編鄭秉文

　　記者：您曾經提出，破除養老金雙軌制問題，事業單位改革要以職業年金為補充，事業單位人員和公務員一起改革。您提出這一改革思路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鄭秉文：2008年2月啟動的五省市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試點工作流産，原因是多方面的。事業單位只要一改革，其退休人員的待遇水準就要與現有的社保水準持平，但現有的社保收入水準比事業單位原先的收入低了一半。

　　他們認為自己這輩子沒發過財，工資並不比社會平均水準高多少，跟很多壟斷國企比差很多；如果退休的時候突然只能拿到跟目前相比低一半的退休金，自然會有極大的抵觸情緒。這是導致2008年改革流産的重要原因。

　　記者：該怎麼解決？

　　鄭秉文：我認為，事業單位人員應該加入現有的社保制度，收入減少的那一半通過企業年金(職業年金)來補充，從而打消他們對養老金下降一半的疑慮，讓大家吃顆定心丸。而且這樣一來，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金本身與全社會是平等的，不會因為搞特殊而遭到社會輿論的批評。

　　2008年的改革方案只説“要建立職業年金”，就這麼一句話，沒有具體的方案來補足下降的那一半，最終導致失敗。所以，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要跟年金制度改革一起設計，要確保大家有穩定的預期。

　　記者：減少的那一半能夠補足嗎？

　　鄭秉文：能不能補足，關鍵在於制度設計，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援(並非對事業單位的單獨支援，對全社會都應如此)，年金改革需要繼續加大稅收優惠力度，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把改革後降掉的那部分補回來。

　　記者：企業職工退休後可以通過年金補充到跟事業單位員工一樣的收入水準嗎？

　　鄭秉文：對。事業單位改革，一方面極大地促進了職業年金、企業年金制度的改革。我們的職業年金已經建立20多年了，2004年啟動制度改革，但改革進度太慢了，這其中有制度設計複雜的原因，也有年金稅收優惠力度太小的原因。應當加大稅收優惠力度，學界、企業呼籲了很多年，可一直沒看到這方面的改革，這與有關部門的認識有關——一旦在全國範圍內提高年金的稅收優惠比例，眼下的稅收就會受影響，這是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關係問題。長期來看，國家、財政收入和老百姓都是受益的，短期來看國家財政是受影響的。

　　事業單位養老金制度要改革，只有這個辦法，其他都不可行。有人説再為事業單位單獨建立一個養老金制度，我覺得不可行——正因為現有制度搞特殊才挨罵，再建立個特殊制度豈不是自己打自己嗎？

　　養老金統籌層次低

　　記者：養老金制度中，除了事業單位和企業之間的雙軌制，還有城鄉之間的雙軌制。未來該如何採取措施解決這一問題？

　　鄭秉文：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改革，針對的是城市內部的“小二元”結構，是可以改變的；而城鄉之間是“大二元”差距，克服起來可以説是不可能的，因為受經濟發展水準的大環境制約，難以彌合。

　　可是在同一個城市裏，同為市民，私人部門的人跟公共部門的人卻存在巨大的差距。私人部門是創造社會財富的部門，公共部門是國家機器，是公益機構，如今，公益部門的人養老金水準卻高出創造財富的私人部門的人一倍，這種差距受到的批評的猛烈程度顯然遠遠強于城鄉差距。

　　記者：有消息説，養老金制度將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目前情況如何？

　　鄭秉文：養老金統籌層次太低，是目前制度的重要缺陷，必鬚根除，在制度設計上進行調整，是可以提高統籌層次的。

　　目前，只有4個省實現了省級統籌，還差得很遠。

　　“養老負擔的主要

　　承擔者應該是個人”

　　訪談嘉賓：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經濟學院教授、農村保險制度專家王國軍：

　　記者：有觀點認為，城鄉養老金之間很難彌合，您怎樣看？

　　王國軍：破除城市內部的雙軌制比較容易，而城鄉之間的銜接需要一個過程，要確保發展方向是一體化的，從制度上讓城鄉之間慢慢向一起走。現在農村採取新農保、低保等多種制度，把這些整合到一起也需要時間，一些地區的銜接做得很好，但在全國推廣還需要很長時間，要根據不同地區的發展情況、經濟水準和城市化程度逐漸地並軌。

　　記者：那實現城鄉養老金制度一體化，目前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王國軍：主要是資金的問題。你要定出一個水準來，城市需要多少，農村需要多少，既要保證各階層之間的公平，也要保證資金的使用效率。

　　記者：您怎樣評價目前的農村養老金水準？

　　王國軍：還是比較低。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不容易，中國歷史上從未給農民建立過養老保障制度，我們現在正在建立，本身就很不錯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不一樣，保障水準也不一樣，但總體而言還是在起作用的。

　　記者：在養老金制度改革過程中，很多人都在呼籲財政支援，財政能在多大程度上負擔改革成本？

　　王國軍：這是民生工程，政府拿出一定比例的錢用在這裡，是必需的，但要在保證效率的前提下使用這些錢。給錢給到位，要給那些最需要的人。也不能財政全包，這是不可能的，政府不能全管。每個人都會進入老年階段，隨之一定會收入減少、醫療支出增多，這種風險需要個人去承擔很大一部分。實在不行了，個人承擔不了了，才需要政府來做，不能讓人老無所養。

　　記者：個人在養老體系中可以做到什麼呢？

　　王國軍：儲蓄啊，投資啊，年輕人不要亂花啊，結婚時少浪費，減少吸煙、喝酒的消費啊……養老風險，本質上是個人責任。

　　記者：“並軌”的提法説了很多年，但進展一直很緩慢，這是為什麼呢？

　　王國軍：政策制定者享受的是比較快、比較好的軌道，憑什麼要並軌？要改變這種現象，就要靠政府的力量。政府和官員是兩回事，雖然政府是由官員組成的，但是政府成立的目的不是為官員服務的，而是官員要為政府後面的老百姓服務。政策制定者需要擺正這個位置，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阻礙政策的改變和進步，否則那就是改革的絆腳石了。

[責任編輯： 王君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