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廂是張裕去年營收及凈利潤下滑幅度創出上市以來新高,那邊廂卻是張裕集團的一眾高管們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實現身價暴漲。
近日,張裕公佈的2013年報顯示其營收、利潤雙降,並刷新上市以來營收及利潤下滑幅度新高。在二級市場,張裕股價也從2010年9月125.48元的歷史高點一路下滑,截至今年4月30日,市值已蒸發451.5億元。
但相對於張裕低迷的業績和哀鴻一片的股市,張裕集團的高管們卻是“風景這邊獨好”。十年前,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張裕高管四兩撥千斤的資本運作手段,為他們贏得了今日身價的倍增。以張裕集團董事長孫利強為例,其持有張裕A目前市值已接近3億元,另外還間接獲得了逾8000萬元的現金分紅。而在10年前孫利強入股張裕集團而獲取股權時,出資只有2780.76萬元,身價暴漲逾10倍。
有分析人士認為,張裕高管通過信託融資和資本運作,既達到降低持股成本的效果,又獲得了更多的股份,實屬“一個蘿蔔兩頭切”,兩頭都獲利,嚴重損害了其職工的利益,有違改制的初衷。
今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指出,改革要防謀取國有資産暴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成敗也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産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對此,中國經濟網記者致電張裕董秘辦採訪,後按其要求撥打另一電話,但截至發稿前,數次致電均無人接聽。
張裕業績刷新“最壞記錄”
2012年,瑪雅人預言的世界末日沒有來,但張裕的高增長神話卻終結了。而在2013年,張裕的業績開始刷新最壞的記錄。
2014年4月26日,張裕公佈2013年報,數據顯示,公司實現營業收入43.21億元,下滑23.44%,凈利潤下滑38.38%至10.48億元。這與張裕年初制定的“力爭實現營業收入不低於60億元的目標”相差甚遠。而公開資料顯示,該公司2013年營收及凈利潤下滑的幅度創出上市以來的新高。
張裕稱,2013年,受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國外葡萄酒大量涌入及國家相關政策等多重因素影響,國內葡萄酒行業競爭加劇,特別是高端産品有效需求下降較大,給公司生産經營帶來巨大壓力。從細分品類看,張裕葡萄酒的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了7.96%,只有71.19%。
4月28日,張裕同期公佈的一季報顯示,其營業收入下滑18.4%,至15.08億元,凈利潤同比下滑19.96%至4.55億元,仍然未扭轉負增長。
張裕業績下滑與整個葡萄酒行業的不景氣不無關係。中國酒業協會的報告顯示,葡萄酒行業從2010年開始出現下降趨勢,2013年形勢更加嚴重,出現全行業産量、經濟效益下降,個別主要企業虧損的局面。行業下降趨勢已經傳遞到上游,部分産區出現拔葡萄樹現象。
中信證券食品飲料行業首席分析師黃巍分析稱,“三公消費”、“限酒令”等不僅影響了白酒行業的消費,對於葡萄酒的銷售也造成了打擊。商務活動、政務活動的減少,使得國內葡萄酒的消耗量出現下滑、銷量增速放緩。其次由於先前對葡萄酒市場看好,經銷商會選擇在渠道內大量壓貨,但是隨著目前市場不景氣,消耗量的下滑,經銷商存貨量也逐漸減少。
的確,從去年以來,葡萄酒虧損企業的增長率高達64.7%,虧損額同比增長244.2%,中國酒業協會預期,葡萄酒行業市場低迷的情況短期內不會很快改變,與進口葡萄酒的競爭將會更激烈。
除此之外,張裕自身的問題也讓它雪上加霜。第一創業分析師晁岱秀曾表示,張裕的三級行銷體系和深度分銷模式,並未有效控制消費者;葡萄酒80%左右的高毛利率難以維繫。
《21世紀經濟報道》也曾指出,缺乏渠道控制能力成為張裕業績下滑的一個主要原因,張裕不少經銷商代理其他酒水業務的事件也頻頻發生。尤其是農藥殘余門事件之後,加上張裕提高經銷商押金標準,導致雙方的矛盾進一步凸顯,經銷商銷售熱情大減。
意識到這一點的張裕開始力推直營策略,加強渠道控制。然而,這一策略卻並未給張裕帶來多少改觀。
“張裕力推直營策略,無非是想爭取到更多的渠道利益,但這無異於和經銷商爭食。而在很多三四線地區,經銷商手中的渠道資源更是張裕是難以得到的,張裕又不得不依賴經銷商。這政策一推行就面臨進退兩難,像是病急亂投醫”,一位行業人士曾一針見血得告訴中國經濟網記者。
在行銷策略失利外,張裕大興酒莊力推以酒莊酒為代表的高端酒策略也已顯得不合時宜。
按照張裕當初的戰略佈局的規劃,張裕公司已在國內完成30萬畝葡萄種植基地的佈局,約佔中國釀酒葡萄種植總面積的1/4,成為國內葡萄基地數量最多、分佈最廣的企業。預計到2015年,張裕所有葡萄基地將達到盛産期,屆時年産量將達到40萬噸。
但受制于高端酒消費市場的萎靡,張裕正吞下此前種下的苦果:根據公司2013年披露的年報數據,張玉奇俠愛斐堡酒莊和冰酒酒莊的虧損額度總計4367萬元。
暴富神話後的秘密
在多年的高增長神話于2012年終結後,張裕的業績在下滑、股價也山河日下,而張裕的高管們卻巧妙的實現了身價的暴增。
這一切要追溯到2004年11月初,煙臺市國資委將張裕集團45%的國有産權轉讓給煙臺裕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簡稱“裕華投資”),轉讓金額為3.88億元;之後的2005年2月和5月,煙臺市國資委又將張裕集團33%和10%的股權先後轉讓給義大利意利瓦公司(簡稱“意利瓦”)和國際金融公司(簡稱“IFC”)。
至此,煙臺市國資委持有張裕集團比例降至12%,後者也由最初的國有獨資轉變成中外合資企業。産權結構也變為國有、職工和外資三方持股,煙臺市國資委便將張裕集團既有股權分割,先後轉讓給代表職工的裕華投資以及代表外資的産業資本代表意利瓦(義大利葡萄酒生産廠商)與金融資本代表IFC。
而通過這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張裕一眾管理層也借勢完成了“上位”。
在張裕集團股權轉讓結束後,作為民營資本引入的裕華投資憑藉45%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資料顯示,裕華投資成立於2004年10月28日,註冊資本38799.51萬元,其中中誠信託出資1.74億元佔比45%、剩餘約2.14億元由註冊資本為6733.3萬元的煙臺裕盛投資有限公司(簡稱“裕盛投資”)和46名自然人職工代表交付,分別佔比17.22%和37.78%。
值得注意的是,中誠信託實際上只是過橋融資,背後委託人正是代表張裕集團和張裕A管理層的裕盛投資。資料顯示,裕盛投資由26名自然人股東出資設立,張裕集團和張裕高級管理人員共14人出資佔其註冊資本的64%,通過職工信託方式代表145名中層骨幹的12名自然人出資佔其註冊資本的36%。
至於為何使用信託融資,其《收購報告書》稱,“因為張裕集團的資産數額較大,張裕集團的員工單靠個人薪金等財力遠不能達到要求”,因此裕盛投資通過中誠信託融資1.74億元。
然而,據《收購報告書》,最終在這場改制中,參與集資入股的張裕普通員工出資全部為自有資金,沒有得到中誠信託的任何融資;而張裕集團及張裕A高級管理人員14人實際出資1544.85萬元,通過信託融資13903.86萬元,實際出資只佔合計出資的10%。
2011年6月,據中國資本證券網消息稱,正是通過這樣的信託融資,張裕14名高管僅投入1544.85萬元初始資金,便擁有張裕A4762萬股,每股張裕A持股初始資金成本約0.32元,平均每人間接持有張裕A340.15萬股;而代表2087名職工的46名自然人股東,投入1.47億元卻只獲得張裕A4518萬股,每股張裕A持股成本約3.24元,平均每人間接持有張裕A2.16萬股。
一言以蔽之,張裕的高管們通過信託資金的10倍杠桿效應,只用了員工“十分之一”的價格就購買到張裕A大量的“原始”股票,即使考慮到之後為償還信託資金而大量分紅,高管們實際出資成本也遠低於員工持股成本。
同時,高管們平均持股數是員工平均持股數的150多倍。而一般在EMBO (管理層引導下的員工收購)中,高管持股數多為員工的幾倍到幾十倍。
這就為張裕一眾高管們的暴富埋下了伏筆。根據2006年8月2日的《收購報告書》,張裕集團和上市公司14名高管明確出資金額和比例,其中孫利強實際出資278.08萬元,周洪江實際出資254.90萬元。
儘管合計出資並不多,但是14名高管卻持有大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具體到個人更是令人咋舌。據《山東商報》稱,2004年張裕A 總股本為4.056億股,而作為集團董事長的孫利強憑藉持有11.52%裕盛投資股權,間接持有約704萬股張裕A;到2012年,隨著多年轉增股本,張裕A總股本增至6.85億股,孫利強持有張裕A的份額增至逾1100萬股。以2014年4月30日24.88元/股收盤價計算,孫利強持有上市公司市值約2.78億元,與當初2780.76萬元的出資額可謂天壤之別,同理,彼時出資僅2549.03萬元的集團副董事長周洪江也身價暴增。
實際上,改制為高管帶來的不僅身價的水漲船高,另外還有鉅額紅利,自2004年改制以來,張裕A連續9年派發現金紅利,據統計,9年來張裕A累計分紅逾50億元,14名高管持有裕盛投資64%的股權,而裕盛投資持有62.22%裕華投資股權,後者又持有張裕集團45%的股權,而張裕集團憑藉50.4%的股權成為張裕A的控股股東,層層計算,9年來14名高管僅上市公司累計現金分紅便已逾4.5億元。(記者 臧允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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