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的邏輯與路徑

　　 處理好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問題，有利於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有一句話：“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句話被學者廣泛解讀及媒體高調歡呼，被視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具體體現。

　　 然而，據筆者的觀察，社會各界對上述改革舉措的關注，僅局限在“百分之三十”這個數字結果上，並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故而有人嘀咕為什麼不是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殊不知，這裡蘊含著極其嚴肅的理論與制度問題。若不予以明確，這“百分之三十”的上繳結果及其上繳過程，卻是十分嚴重的。

　　 我們分“為什麼上繳”、“怎麼上繳”和“上繳以後怎麼使用”三個層面來進行解析。

　　 為什麼上繳？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很不簡單。簡單的邏輯是——國有資本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産生了利潤理應由全民共用。但是，有誰關注到國家財政、國有資産、國有資本相互之間的關係呢？簡單地説，國家財政是通過強制性財稅徵收形成的貨幣資産；國有資産是包括土地、礦産、森林、河流、海洋等自然資源，還包括政府行政資産如樓堂館所，以及醫院、學校等；國有資本是屬於全體國民共同擁有的，為獲取收益而投資于工商業，通過公平競爭，所産生的資本紅利可實行直接分配的貨幣或實物等資産的總稱。

　　 以上關於國有資本的定義，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本源意義上的回歸。明確了這個定義，就很容易連帶地明確了三者的關係：國家以稅收為主體的財政預算，理應對國民基本公共服務實行兜底保障；自然資源等國有資産的使用理應實行公平、有償的市場化原則，所有收入轉入國家財政；以經營性為特徵的國有資本理應與政府公權力分離，按照市場經濟體制下公司治理的規則公平、自主經營，所産生的收益上繳應做出有別於財政保障的分配及使用設計。

　　 順著這樣的邏輯，回答“為什麼上繳”問題——屬於全民所有的國有資本，投資到具體的每一獨資、控股、參股企業産生利潤，向出資人及全體國民分紅，理所當然，天經地義。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邏輯所依據的是《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是公司必須遵守的市場經濟法則，與國家徵稅的強制行為不是同一個概念。

　　 怎麼上繳？

　　 國有資本所遵循的市場經濟法則一旦確立，收益上繳的路徑便清晰可見了。只要是以公司形態註冊運營的國有獨資、控股、參股企業,産生了利潤,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由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決定實施分紅方案，向全體國民出資人的代表——國資委上繳資産收益。國資委根據實際情況授意股東會或董事會,對經營業績好的國企做出多分紅的決定,對經營業績不好的國企做出少分紅甚至暫不分紅的決定。所有收益上繳到國資委以後，再根據具體情況，由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投入再生産與轉為國民分配之間的合理比例。這個“百分之三十”的目標，是針對國有資本整體而言，不應該變成籠統的針對每一具體出資企業，而且是由國資委以出資人的身份，合情、合理、合法地上繳，而不是通過政府公權力強制性地一刀切上繳。

　　 這樣的收益上繳法理路徑一旦明確，也順帶解決了當下所有注意力都忽視的一個問題，即收益上繳以後留在企業內部的那部分收益的監管問題。同理，一切都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治理框架實施有效監管，避免現今出現的變相福利開銷、盲目投資等問題。

　　 上繳以後怎麼使用？

　　 這個問題同樣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未能很好地破題。如上文所言，國家財政本來就應該對國民基本公共服務實行兜底保障。很淺顯的一個道理，在一些國有企業佔比很少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難道因為缺少了國有資本收益上繳部分，國家就無法提供國民基本公共服務保障了嗎？我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究竟該體現在哪？國有資本收益上繳部分，難道就只有與國家財政合併使用這一條路徑嗎？為什麼國民越來越不關心國企的改革與發展？這難道與收益上繳部分的模糊使用方向沒有關係嗎？

　　 如果我們回到上述關於國有資本的定義，及其法理的、市場的運作邏輯，以及作為所有者的國民心理預期來分析，就不難推導出實行國民現金分紅的結論來。是的，分紅。按照一定的、漸進的比例實行國民現金分紅。用現金分紅來還原國企的屬性，還原全體國民所有者的出資人權利，提高國民關心國企、監督國企的積極性，為深化改革爭取最大的民意支援；用現金分紅來提升全體國民尤其是底層弱勢群體的消費能力，擴大內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比重，應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用現金分紅來促進共同富裕，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贏得與資本主義競爭的比較優勢。

　　 關於百分之三十收益上繳的既定目標，既是當前國企改革理論滯後的一個表像，或許也是認同當前制度監管不力、承認國企利益集團事實存在的一個無奈之舉，但更多的是指出了國有資本收益上繳的政策趨勢。

　　 《決定》提出，“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改革收入分配製度，促進共同富裕”，等等，為我們更準確地解讀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問題，提供了解放思想、理論創新的方向、原則和勇氣。文｜梁 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