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産國,同時也是最大的棉紡織生産國,這條完整的産業鏈保證了我國紡織大國的競爭地位。
然而,始自2011年、本為托市救火的棉花臨時收儲政策打破了這一平衡。臨時政策的常態化,使國內外棉價差居高不下。再加上進口配額制、稅收高徵低扣等棉花政策造成的歷史包袱,棉産業鏈集體陷入了“未益農卻傷工”的尷尬。
脫離市場的棉價差——
全國8%的紡織産能在不公平競爭中被閒置,國內外高價差會要了紡織業的命
今年以來,廣東清遠德泰紡織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姣蘭發現,企業訂單來得多,撤銷得也快。經多方探訪,陳姣蘭得知,老客戶如今更青睞巴基斯坦棉紗。
“倒不是巴基斯坦的棉紗品質有多高,而是人家一噸棉紗運到中國,再加上關稅,價格都比中國棉花還便宜2000元!”入行30年的陳姣蘭,成功闖過了紡織壓錠、金融危機等重重難關,卻在國內外棉價差面前束手無策,“現在企業就是熬日子,今明兩年還會有一大批棉紡企業關停病死。”
不僅是德泰這樣的中小企業飽受棉價差之痛,連華潤這樣的大型國企也到了生死關頭。“一季度訂單不愁,內銷也好,外銷也好,但就是沒利潤,勉強活著。”華潤紡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狄慧説,目前國內外細絨棉每噸價差在3000至4000元,長絨棉價差高達5000至8000元,“用國內棉花製成産品的報價,沒人接受。”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調研的結果顯示,中國棉花年消費量約為1000萬噸,而去年國內棉花用量僅約800萬噸,有200萬噸的缺口是依靠進口棉紗或化纖替代來彌補。這意味著全國1000萬錠的棉車關停,相當於全國8%的紡織産能在不公平競爭中被閒置。這其中中小企業受衝擊最大,一萬錠以下的小企業有40%被迫關停,僅在新疆就有約2.4名從業人員隱形失業。
“棉價高不是關鍵問題,關鍵是棉價差,國內外的高價差會要了紡織業的命。目前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製造的純棉40支以下的紗已無競爭力。”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棉花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世濱介紹,天然纖維紗線紗支60以上的即屬於高支紗,專供高檔布料,市場需求相對較小。“喪失40支以下的紗線市場,就意味著中國棉紡業在國際市場的潰敗。”
那麼高達每噸四五千元的棉價差從何而來呢?
“國內外不同的棉花價格機制是當前國內外棉價差形成的主要原因。國際棉價根據市場供求關係波動,而國內棉價是以收儲價和進口配額量為支撐。”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説。
從2010年9月到2011年8月,國際棉價經歷了一輪大起大落。為確保棉農收益、增強市場信心,2011年9月,我國把以往在棉花主産區臨時收儲皮棉的措施常態化,建立了棉花臨時收儲制度。當時,國家以每噸1.98萬元的價格收儲了皮棉310多萬噸,托市效果當即顯現。然而,臨時收儲制度並未就此終結,並左右我國棉花收儲價今年上調至每噸2.04萬元。與此同時,受國際市場需求不足及豐産預期影響,國際棉價卻持續下跌,導致國內外棉價差居高不下,如今每噸差價仍在3500至4000元。
面對居高不下的棉價差,中國企業並不能自由利用海外原料市場來“削峰填谷”。按照世貿協定,我國每年配額進口89.4萬噸棉花,實施1%的優惠關稅;配額以外的進口棉花,徵收5%—40%的滑準稅。滑準稅的徵收,相當於為進口棉價設置了底限,其目的在於減少進口棉對國內棉花市場的衝擊,確保棉農收益。但是,由於進口配額遠遠小于需求,分不到配額或配額過低的企業即便進口棉花,也面臨不公平競爭而得不到實惠。
“我們正以高於對手1/3的原料成本參與國際競爭,這是靠技術創新、效率提升等都難以消化的成本,是輸在了起跑線上。”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會長朱北娜表示,畸形的棉價差實際上是讓國外企業撿了便宜。越來越多的企業從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直接採購棉紗,維繫了國外棉紗企業的高利潤空間,使其有大量資金可用於技術進步和産業鏈完善。“紡織業是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而棉花卻是計劃經濟,這種錯位對紡織業是毀滅性的打擊。”
讓人頭痛的國儲棉——
一年收儲花費上千億,而堪憂的棉花品質令企業雪上加霜
儘管從目前的形勢看,棉花臨時收儲制度並沒有儘快鬆動的跡象,然而很多業內人士認為,這項政策已到了難以維繫的時候。
一方面,用棉企業在關停加劇。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數據顯示,今年1至4月,紡織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4%,較去年同期下降4個百分點。同時,我國佔歐盟、日本等主要國際市場的份額持續下降。湖北孝棉的負責人透露,企業周邊産能在3萬錠以下的廠子已基本關停。“如果按照這樣的形勢,企業沒有盈利,沒有錢搞技術升級的話,這個行業很難做下去。”
另一方面,對國儲棉的需求也在萎縮。“和糧食不同,不是所有的棉花在國內消化就可以,我們必須和國際競爭,要考慮國際市場能否接受。”路易達孚中國公司董事長陳濤説,2010年之後,由於收儲價遠高於國際市場平均價,在全球棉花消費量下降8%的情況下,中國的消費量下降超過20%。
PCI纖維諮詢公司中國市場總監陳九妹也表示,經過近兩年的市場調節,相當份額的棉花市場已被滌綸與粘纖替代,這給如何消化國儲棉帶來了巨大挑戰。“如果棉花收儲政策不變,那麼明年中國棉花庫存將超過用量40%,如何去庫存將成為一個棘手的大問題。”
年初至今,國儲棉市場交易清淡,按目前的拍賣進度,到今年7月底,國儲棉將高達750萬噸左右,按2012年標準級新棉收購價計算,國家用於收儲的花費將超過1000億元。
“無論收還是儲,一噸棉花財政要補貼3000元左右,是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且棉花每存放一年就會降一級,這種貶值的損失更大。”楊世濱説。
為了減輕庫存壓力,也從一定程度上減輕棉紡企業的壓力,今夏國家將進口配額與拍儲量按比例掛鉤,即棉紡企業每買下3噸國儲棉,將獲得1噸的進口棉花配額。
然而,紡織企業對新政並不買單,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與配額捆綁的國儲棉品質逐年下降,混等混級、異性纖維問題嚴重。
根據國家標準,只有品級達到4級的棉花才能被國家收儲。然而,2011/2012年度,全國新體制棉花細絨棉平均品級3.28級,僅有新疆棉平均品級超過3級。於是,把高等級棉花和低等級棉花進行摻兌便成了行業潛規則。
“去年8月以後,河南、河北、山東等地都把5級棉與新疆買的2級棉混起來賣給國家,而目前我國使用的檢測儀器沒有細度指標,又沒有搞細度測量的人才,因此根本測不出棉包被做了手腳。”中國工程院院士姚穆説。
堪憂的棉花品質給企業生産造成了新的負擔。湖北孝棉,每月用棉量三四千噸,是我國數一數二的用棉大戶。負責人反映,國儲棉顏色發黃,每一捆的顏色都不一致,導致國棉産出率過低,加大了企業成本。“我們有一個分廠意見特別多,生産一噸精梳紗,只需美棉、澳棉1.3噸,換成國儲棉就要1.5噸。如果這樣收儲下去,品質很難控制,連做中低端的普通紗也不行。”
“你買4級棉,結果買的是60%的5級棉與40%2級棉混在一起扎捆的。”陳姣蘭反映,國儲棉不僅存在高低等級“勾兌”的問題,而且頭髮絲、塑膠袋絲、雞毛鴨毛等雜質纖維特別多。
政策保護不要成為傷害——
在進行原料結構調整的同時,期待改善棉花調控政策,實現棉農直補
在棉花危機面前,紡織企業迅速開展了新一輪的“自救”,不少企業通過調整原料結構來化解棉花風險。今年以來,江蘇大生的非棉纖維産品已從80%提升到90%以上,同時,混紡産品越來越多,批量也越來越大,從而儘量避開棉花問題。華潤紡織目前30%的産能已經轉向非棉産品,試圖通過開闢新市場來平抑既有市場的波動。
然而,在國家棉花調控政策不變的大背景下,企業能化解的風險非常有限。在日前召開的2013中國國際棉紡織會議上,不止一家紡織企業疾呼,“政府穩定棉價的本意是好的,但收儲和配額這種粗放的計劃經濟手段,導致紡織業打拼30多年換來的國際競爭優勢喪失殆盡。沒企業買棉花了,光靠國家托市能儲存多少?棉農的利益又能維繫多久呢?”
實際上,收儲政策並沒能調動棉農種植棉花的積極性,我國棉花種植面積正逐年遞減。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植棉面積下降約6%,降至約7408萬畝,而根據中國棉花資訊網5月生産調查,2013年棉花意向播種面積為7065萬畝,同比再減4.6%。
進口配額本身也淪為投機商品,擾亂了市場秩序,推高了棉花成本。據業內人士反映,申請到配額的部分企業並沒有實質的棉紡生産或貿易,拿到配額後便高價轉手倒賣;也有部分虛報生産貿易額,申請到高於企業本身需求的棉花進口配額,再將多餘配額轉手倒賣。
破解目前的困局,“棉農直補”再次成為紡織業期盼的新政。棉農直補,即國家補貼不再通過流通企業返還到農民手中,而是參照糧食直補政策,按種植面積直接對農民進行補貼。目前美國就通過衛星系統,進行棉花種植面積的監測及補貼。近十年來,由於可以減少中間環節、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讓農民真正受益,在我國推行棉農直補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但鋻於我國大部分地區棉花種植仍屬於家庭式的、分散式的小農經濟,在確定種植面積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虛報等問題上,一直未能拿出一套操作性強的方案。
“補貼農民是可行的。我們曾去長江流域及新疆等地調研測算,除了種子補貼,每畝補貼約為100元到120元,比國家收儲划算多了。直補完全可以從新疆開始試點。”朱北娜説。
除了直補機制,企業還建議國家儘快從農業與工業共贏的角度、從理順産業上下游關係的角度、從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角度,研究出臺棉花調控長效機制。
“如果收儲與配額政策不變,是否可以考慮對收儲價格進行動態化調整,將國內外價差穩定在1000元至1500元的區間。”江蘇大生集團公司總經理馬曉輝等企業家建議,國家在制訂收儲價格時應參照國際市場棉價,合理確定收儲的數量,並根據市場價格波動靈活地進行收儲和拋儲,發揮平抑市場棉花價格的作用。“我們希望政策調整今年就開始,時間上我們等不起,也拖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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