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遭遇劉易斯拐點 倒逼傳統增長模式轉型升級

　　劉易斯拐點將傳統增長模式“逼上梁山”

　　不轉型不行 轉慢了不成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貴州、河南、福建等多個省份採訪發現，受“劉易斯拐點”因素影響，廉價勞動力的獲取越來越難，企業人工成本持續攀升，轉型壓力不斷加大。

　　專家建議，宜加快相關配套體系建設，通過制度供給挖掘人口紅利，推動經濟增長由“量”向“質”轉變。

　　影響漸顯：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歲-59歲)在相當長時期內首次出現負增長，比上年減少345萬人；東中西部企業相繼出現招工難、用工荒等問題，勞動力成本顯著上升。相關人士認為，“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日漸突出，對過去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帶來嚴峻挑戰，傳統製造業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推動我國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諸多因素越來越難以為繼。

　　傳統的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模式難以為繼。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0至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增長速度分別為5.4%、4.4%和3.9%，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同時，由於農村老齡化程度嚴重，農業作為剩餘勞動力的“蓄水池”作用將難以繼續發揮。2010年，全國鄉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14.5%，分別比鎮和城市高2.9和3.4個百分點。

　　《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貴州省安順市關嶺縣新鋪鄉看到，富士康的招工臺已經擺到了鄉政府門口。近期富士康準備落戶貴州，要在當地招工2萬人，先到富士康的煙臺廠工作一年；開出的綜合月薪大約是2200至2300元。

　　當天正是新鋪鄉的趕集天，然而，整整一上午登記應聘富士康的只有5個人。記者挨個撥打應聘者電話，有3人電話無法撥通；其中一個叫趙米仙的女孩告訴記者，“找工作就想離家近，不想到外省去”；只有一個男青年表示，希望借這個機會到沿海地區闖一闖。

　　貴州省人社廳就業局局長徐海濤説，富士康開出的條件沒有什麼吸引力，就連貴陽勞務市場的平均月薪都達到了2500元。

　　“低小散”的粗放型生産模式難以為繼。

　　在採訪過程中，多名企業家向記者表示，隨著“劉易斯拐點”的來臨，支撐30多年製造業發展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將不復存在；大量規模小、低技術、低附加值、分佈散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必然面臨轉型陣痛和産業深度調整。

　　在福建晉江打工15年的四川金堂縣竹篙鎮農民王昭學，2010年回老家開了一家60個工人的製鞋廠。王昭學説，“成都的大鞋廠接老外的貼牌訂單，再轉包給我代工。這幾年各種原、輔材料價格不斷攀升，訂單利潤越來越薄，一雙鞋賺不到幾毛錢；如果成本壓力繼續加大，就只能考慮改行了。”

　　為了擺脫低端落後的生産方式，浙江新樂紡織化纖有限公司正準備投資8億元，打造染紗、織造、印染後整理一條龍生産線，努力發展成為國際高端襯衫布料生産基地。

　　以高速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説，對於大量出口相關的製造業企業，由於産品是國際定價，企業難以將不斷攀升的成本轉嫁到最終産品，短期內的壓力驟增可能導致企業難以生存。企業若不想倒閉，只有轉換自動化設備、加速産業的自我提升，或者向中西部、國外轉移。

　　位於廣東東莞的王氏港建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賈玉興説，“目前的珠三角很像30年前的香港，出口利潤越來越薄。具體方向很難預測，但從我們的眼光來看，製造業會慢慢淡出，這是看得到的趨勢。”

　　危中有機：拐點到來倒逼轉型升級

　　一方面是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生存壓力大增，另一方面，廉價勞動力進入短缺狀態也將加快推動增長方式的轉變。相關學界和企業界人士認為，從長遠來看，“劉易斯拐點”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其實是“危中有機”。

　　首先，長期來看，拐點到來將導致勞動者收入提升和投資邊際效益下降，客觀上有利於弱化“投資依賴症”，促使經濟增長由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的轉型，進一步助推我國經濟實現“再平衡”。

　　“持續的工資增長將會提振民間消費，但同時也會壓制投資並促使中國的經濟‘常態化’增長。”野村證券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説，一個國家達到“劉易斯拐點”後，其經濟管理方式必須與以前不同，必須轉而尋求能夠促進經濟更加高端、高效發展的政策舉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曾撰文認為，“劉易斯拐點”將推動勞動力工資水準逐步上升，有利於提高勞動者消費能力，從而進一步導致儲蓄和投資增速下降，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步向消費轉變。

　　其次，有利於引導和鼓勵企業技術創新，加快經濟轉型升級，降低對廉價勞動力的過度依賴。

　　《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了解到，相關轉變在東南沿海已悄然發生。在福建的紡織服裝行業，加快生産自動化、資訊化，利用工業機器人替代勞動力、降低人工成本的做法已蔚然成風。

　　福建華聯服裝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文遠告訴記者，“公司去年研發了機械臂自動設備，一條自動線可節省12名工人，十余條線已節省了200多名工人。”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文溥説，在轉型壓力下，各級政府更加傾向於採用稅收、土地、財政等手段，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加強對傳統産業的改造，約束低水準低效益産業發展，推動産業的梯度轉移。這些趨勢都體現出拐點作用下的“倒逼”效應。

　　最後，有利於破除束縛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加大人力資源開發力度，通過改革釋放發展活力。

　　“有什麼樣的勞動力結構，決定了有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經濟轉型的前提條件是制度變革和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提高。”袁志剛説。

　　我國長期施行的城鄉二元體制人為阻隔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自由流動的步伐。今年7月份，福建省石獅市啟動“全域城市化改革”，將逐步實現居住證制度對常住人口的全覆蓋，推動就業、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石獅市政法委書記李伯群表示，石獅現有外來人口41萬多人；但由於長期的土地和戶籍二元結構，導致農民工“早退”、産業工人結構性短缺成為常態。如果不加速推行居住證制度，實現外來人口“市民化”，未來石獅的産業將面臨人才短缺和空心化危險。

　　浙江省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處副處長章劍衛認為，拐點倒逼效應有利於推動政府、社會和企業加速轉型，促進公平有序的社會流動，進一步打破各種就業壁壘，營造一個有利於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

　　應對關鍵：人口紅利、就業優先和勞動生産率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準確把握“劉易斯拐點”理論及在中國的發展狀態，承認正在發生的人口結構變化，其意義在於可以預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趨勢：一是工資上漲屬必然且將逐漸加快；二是勞動關係將發生劇烈變化；三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迫在眉睫。

　　受訪專家認為，“劉易斯拐點”是一柄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雙刃劍”，需要客觀分析“劉易斯拐點”來臨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的短期以及中長期影響，提前擬定政策措施，積極應對。其中，人口紅利、就業優先政策和勞動生産率，是把握當前我國勞動力供給狀況、穩定增長動力中樞的三個“關鍵詞”。

　　首先，“劉易斯拐點”到來並不意味“人口紅利”絕對消失，“劉易斯拐點”強調廉價勞動力由無限供給進入短缺狀態；而“人口紅利”重點著眼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總撫養比水準。一般認為，總撫養比小于或等於50%的時期屬於“人口紅利期”。

　　2012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為34.9%，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雖然有所上升，但距離50%的上限仍有一定空間。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為93962萬。國家統計局人口專家預測，未來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資源都將穩定在9億左右。

　　蔡昉認為，按照一般計算方式，我國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但如果加速推動製造業向中西部轉移，有利於延緩紅利消失速度；還可以通過提高勞動者受教育水準、提高勞動參與率，以品質代替數量，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

　　第二，就業優先仍是當前基本的立足點。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了解到，雖然近年來企業招工難、用工荒成為常態，但仍有大量農民工由於文化水準低、勞動技能差，難以實現穩定就業；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不能將“拐點”到來的信號誤解為政府可以放棄積極的就業政策。

　　河南省人社廳農民工工作處處長呂志華介紹，目前河南還有600多萬農村富餘勞動力需要開發就業；“這600多萬富餘勞動力，以年齡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的群體為主，轉移就業難度較大。”

　　在四川成都最大的勞務市場———九眼橋勞務市場，39歲的農民工謝培富告訴記者，自己16歲就外出打工，幹了二十幾年沒攢下錢，也沒學到技術，“現在基本上是打短工，幹個十天半個月，又回到勞務市場找活路。”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司長劉丹華表示，2011年全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到2020年之前，都是我國勞動力總量最大的時期，這是一個基本點。”

　　劉丹華、蔡昉等人士認為，當前就業優先仍然是一個基本的政策立足點；需要進一步提高技能培訓規模和品質，努力實現農民工穩定就業和高品質就業。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應選擇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發展方式和産業格局，形成經濟發展、産業結構調整與擴大就業良性互動的長效機制。

　　第三，勞動生産率是釋放經濟潛力的關鍵所在。應對“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核心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而人力資源水準的提高是科技創新、産業升級的重要前提。

　　但在2012年統計的全國2.6億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達到了74.8%。農村勞動力綜合素質水準仍然偏低，成為制約勞動生産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以浙江為例，2010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産率僅為13.81萬元/人，只相當於全國平均水準的73.3%。低水準的勞動生産率表明，生産同樣的GDP，農民工眾多的浙江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投入，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無疑將給浙江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障礙。

　　袁志剛等學者表示，在整個經濟轉型步伐中，人的轉型不能落在産業轉型之後。建議加快完善訂單培養、政府補貼、高效便利的在職培訓體系，著力提升農村勞動力人口的職業技能和素質。

　　(本版稿件由記者王暉余、胡蘇、宗巍、楊一苗、李亞楠、王子辰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