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財産公開：只待一聲令下？

　　廣東政協委員吳翔最近捅了馬蜂窩。在廣州政協“搶麥大會”（即席發言環節）上，吳翔拿到話筒就向廣州市委書記、市長和紀委書記“叫板”。“推行官員財産公開制度，請你們先公開。”他認為，財産公開制度在國家層級20年前已在研究，但相關法律法規遲遲未能出臺。廣州作為領風氣之先的城市，應從領導開始率先公開財産。

　　這番略帶挑釁的“邀請”引來一片評論員的交口稱讚，被認為“既是對書記市長提出的要求，更是對官員財産公示制度性的呼喚。”而廣大網民多抱著“看好戲”的心態，紛紛“搬來小板凳”，坐等被點名的廣州市長如何回應。可惜沒人注意到是，廣州市市長陳建華早在2013年就對媒體表過態了：“如果接到通知要求進行公示，我會帶頭公示財産。”不僅是他，與廣州相鄰的佛山市市長劉悅倫作出了類似的回應，並稱自己“已經做好了準備”。還有深圳、韶關湛江、潮州……僅廣東一省，便有多位市長表示願意公開自己的財産。（據新華網）

　　每年兩會，“官員財産公開”的舊話總會重提，面對媒體和輿論，官員們早已學會了應答如流：“願意帶頭公開財産”，當然，他們永遠不會忘記加上一個前提——“如果上面要求的話”。簡簡單單一句話，既表了決心，又推了責任，儼然已經成為這一問題的“標準答案”。

　　看來，官員財産公開至今無法推廣，似乎不是官員們不願配合，反倒是法律法規太落後的錯呢……到底官員財産公開難在哪？

第一難：既得利益官僚階層的阻撓

　　1987年中央即提出幹部財産申報，耗費近30年時間依然“雷聲大、雨點小”，這其中的第一道難關，當然非官員貪腐莫屬。來路不明的財産，藏著掖著尚且不放心，何況被曬到太陽地裏。幾年前專偷貪官的女賊唐水燕之所以能流竄大半個中國，處處得手，甚至偶有閒情寄點材料到中紀委客串一把“反腐奇兵”，就是因為許多官員連被偷了都不敢報警、不敢承認被偷。

　　另一方面，普通民眾對官員腐敗的高度不滿逐漸擴大至整個公務員隊伍。因為在普通人的邏輯觀念裏，如果工資真的不多、為官真的清廉，為什麼不敢搞財産公開？一面是對公務員灰色收入的臆測，另一面是廣大基層公務員工資連年未漲、同聲抱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客觀講，公務員只是一份工作。每年數百萬國考大軍看中的不是工資，而是“體制內”的穩定、保障和優越感（抱著貪污腐敗的初衷去報考公務員的人應該不多）。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與我們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不同的只是少數人，而恰恰是這少數人，卻壟斷了改革的全部話語權。總而言之，有改革意願的人沒有話語權，而有話語權的人又不願意改革。

第二難：缺乏財産公示的制度環境

　　放眼展望全球各國家和地區的財産公示制度，可以發現：財産公示是民主憲政下的一個衍生制度。財産公示的前提是基於普選的代議制度、保障輿論自由的輿論環境、公平、公正的法治。沒有這些，財産公示很難孤立存在。

　　儘管如此，破冰者依然勇敢前行。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區在紀委書記吳偉平推動下首開全國先河（同年，吳因病去世，當地官員財産公示隨之停滯）。至今，全國已有近40個地方開展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試點。其中80%是縣級政府，僅有20%是地級市政府。詳見》

　　有限的公開呈現的是多重不足。一是公開層級低。從開展試點地區的政府層級來看，由於試點多為縣級單位，受人事管轄許可權制，科級幹部成為試點公開的主要群體，處級已是最高級別。

　　二是公開方式上以內部公開為主，社會監督有限。官員財産公開的核心應是向社會和公眾公開，排除了公眾的知情權，如此公開的意義何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認為：“公開的重要性要大於申報的重要性。公開應當是對社會公開,只有這樣才能夠讓社會公眾對官員有效地監督。”詳見》

　　三是申報內容雖擴容，公開資訊卻有限。儘管很多試點地區申報的內容較多，但缺乏明細。比如收入主要限于工資收入，房産僅説明幾處，沒有面積、位置資訊，汽車也只涉及數量而沒有品牌、價格資訊。

　　四是在公開的監督上，問責缺失，鮮見瞞報、不實申報的受懲處。曾引起社會強烈關注的廣州番禺“房叔”案中，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實際擁有21套房産，申報卻只有2套。事後證明，核查不過半天即水落石出。如此瞞報無人管，申報公開皆形同虛設。

老虎蒼蠅一起打　反腐風暴能否讓公眾有所期待？

　　對當代中國來説，雖然遠有世界各民主政體國家的一貫作法，近有臺港澳已經實行的廉政措施，但“若要想找那些沒有民主政體但又財産公示的實際經驗，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可以借鑒的。”（文化部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劉軍寧語）

　　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中共十八大以來的“老虎”、“蒼蠅”一起打，又燃起了民眾對官員財産公示監督的期待。從現階段看，公開官員房産資訊、新任官員財産公開，分別是兩個不錯的突破口。詳見》

　　2015年3月1日起即將施行的《不動産登記暫行條例》以及進行不動産登記，會對官員財産公開制度産生鞭策與倒逼。但必須注意的是，《條例》本身沒有提供“以人查房”功能，只能稱之為數據方面的“量的積累”，建立真正的官員財産公開制度才是“質的飛躍”。

　　多年以來，一些關鍵領域的行政體制改革遵循的都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原則。如果説所有官員的財産一下子公開，實現起來難度太大的話，那麼讓一部分官員財産先行公開，也是一個較容易推行的辦法。從各地實踐來看，把財産公開設定為新任官員任前的必經程式，受到的阻力則小得多。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儘管僅靠官員財産公開制度不足以把權力關進籠子裏，但這一定是制度鐵籠必不可少的一道欄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