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

　　製圖：張芳曼

　　對複雜的制度安排作簡練的概括不失為話語建設的一個好方法。理解中國，特別是解釋“中國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可以把重點放在解讀中國的國家性質以及中國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上。這種解讀可以簡稱為“一國四方”——“一國”，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四方”指的是中國在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是“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協商民主”，包括決策領域內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制度方面，是“選賢任能”；在經濟制度方面，是“混合經濟”。這些制度安排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

　　“一國”——

　　“文明型國家”

　　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偉大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重疊。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勢頭已不可阻擋，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産生新坐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

　　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徵，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這些特徵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獨特性和路徑依賴，意味著治理這樣的大國需要考慮諸多的複雜因素，需要一個比較強勢、有為的政權機構，它要能夠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要能夠應對人口和疆土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有為、比較包容的政權聯繫在一起。政權不有為，國家就走向衰敗，乃至解體（如宋朝後期的狀況）。政權不包容，國家就無法對各種複雜的利益進行協調，最終整個國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紛爭而停滯不前甚至癱瘓內亂。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其能夠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這種制度安排較好地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機融合，也構成了中國與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別，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證。

　　“四方”——

　　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發揮領導和協調的作用。中國迅速崛起已成了不爭的事實，但不少人還是認為“中國模式”的最大弱點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特別是政黨體制，因為“一黨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制度將無法應對中國社會日益多樣化和中産階層壯大帶來的挑戰。其實，中國成功的關鍵原因就是包括中國政黨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這個安排還可以繼續改進，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強盛，因為背後是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傳承，同時也汲取了紅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許多營養。

　　中國共産黨是一個代表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整體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産黨雖然名字叫“黨”，但和西方的“黨”的內涵根本不同。西方的政黨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由不同的利益集團組成，各個利益集團都應該有自己的代表，這就是多黨制的起源，各個政黨都代表了部分選民的利益，然後通過競選和票決制，你得 51％的選票，我得49％的選票，你就贏了，我就輸了。一旦社會這樣“分”了之後，就難以“合”起來了。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共産黨是“整體利益黨”，而西方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雖然許多西方政黨也稱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體利益，但西方各種民調結果都表明，多數民眾認為自己國家的政黨大都代表著特定的利益群體，而非大多數國民的整體利益。

　　“文明型國家”是“百國之和”，領導這樣國家的執政團體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國的執政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這個黨將被人民拋棄。中國共産黨不僅要對國家的發展和百姓的福祉負責，而且要對自己文明的延續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毛澤東同志一直提醒國人要“追趕”和“超越”英美，否則就要被開除“球籍”。為什麼鄧小平同志提出中國的現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終要讓中國在21世紀中葉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並在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指出：“我們黨從成立那天起，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就是要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國家強盛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他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出現了“顛覆性”的錯誤，任何國家都沒有能力幫助中國恢復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顛覆中國的勢力和國家還會幸災樂禍，趁機落井下石。

　　從制度傳承看，中國共産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建黨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今天的中國共産黨是世界上組織規模最大、組織能力最強的政黨。中國學習了西方政黨的一些有益經驗，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黨體系，但同時又擁有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兩者的結合使我們可以超越西方政黨模式。

　　二是協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的最大特點是協商民主。這種協商民主的廣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無法比擬的。在西方國家，民主幾乎被鎖定在政治領域內，鎖定在國家定期舉行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在中國，協商民主不僅是政治層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經濟和社會層面的制度安排。中國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意味著中國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裏，一個決定哪怕是10％的人反對，那也是1.3億人反對，所以總體上中國不宜採用簡單票決制中51％對49％、贏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過廣泛協商，達成人民內部的最大共識。

　　中國協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這種決策體制。中國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決策比較能夠考慮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和實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今天已經形成了“謀定而後動”的共識，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決策制度，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請進來，走出去”等一系列具體的程式和方法。

　　從傳承來看，中國協商民主和決策制度繼承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強調的“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的理念，繼承了“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這種從長計議的傳統。同時，也借鑒和發展了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曾經對蘇聯崛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隨著蘇聯模式走向僵化，蘇聯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來越變成了只有集中，沒有民主，甚至變成了“一言堂”。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通過體制改革和創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強，這也確實是大勢所趨，因為國家發展的任務越來越艱巨，涉及的領域越來越複雜，沒有大量的專業知識，國家是無法作出正確決策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行廣泛協商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個接一個的五年規劃，五年規劃也由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計劃，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指導性規劃。中國今天無疑已經成了世界上最能制定長遠規劃的國家，也是最能落實長遠規劃的國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決策機制。以五年規劃的制定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時間進行成百上千次各個層面的磋商和諮詢。正因為經過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宏觀決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總體上高於許多西方國家的決策。

　　三是選賢任能。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是“選賢任能”。鄧小平同志把中國最高執政團隊的選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講過，“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産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從思想傳承看，這種“事業成敗，關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治國之道，務在舉賢”“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表達的都是這個思想。如今，中國從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説，幹部晉陞必須經過初步考查、徵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程式。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

　　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確實如此。許多中國人將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説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産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證應該出局的領導人出局）的結合。

　　四是混合經濟。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經濟”，它力求通過市場經濟來優化資源配置，通過社會主義來保證宏觀穩定和社會公平正義。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計劃與市場的混合；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這種制度安排是對西方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的超越。

　　中國“混合經濟”延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民本經濟學”，即經濟發展首先是為了百姓福祉，為了“經世濟民”，其主要特點是經濟與國計民生聯為一體，經濟與治國安邦聯在一起。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能處理好各類急難險重，就會失去百姓的支援。同時這種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包括現代企業制度、現代貿易制度、現代銀行制度、現代融資體系等，以確保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並最終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總體上看，我們既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高效，又要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我們的“混合經濟”不是機械地模倣西方市場經濟，而是學習了它的長處，了解並盡可能地克服它的短處，並結合自身的條件不斷探索體制創新。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一整套宏觀調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組合拳，顯出了強大的生命力。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

　　《 人民日報 》（ 2014年09月22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