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和蔓延説明,結構性問題突出是制約一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因素,經濟發展中的短板長期得不到改善,勢必積累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我國因産業結構、地區結構、投資消費結構、收入結構、企業結構等不夠合理,導致部分行業産能嚴重過剩、房價快速上漲、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日益突出。解決這些棘手問題,要充分發揮市場提高效率和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切實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
一是改善投資消費和出口結構。從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看,投資和出口的影響力受到一定限制,鋼鐵、建材、電解鋁、有色等很多行業産能過剩嚴重,投資邊際效益遞減,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投資大規模增加的空間有限;世界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外需即凈出口不再可靠;迫切需要原來靠投資和出口轉向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必然要求消費不斷擴大,衡量指標是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同時服務消費佔比應提高,恩格爾系數應下降。當然,投資帶動經濟的能力仍不容忽視,關鍵在於優化投資結構,衡量指標是民間投資佔比、民間投資與GDP增速差。因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外部性較強或存在規模經濟的自然壟斷行業,國企和政府投資應適當增加。
二是收入結構改善。收入法核算的GDP為企業營業盈餘、勞動者報酬和生産稅凈額之和。當前,我國面臨居民收入佔比偏低且居民之間收入分配不公平、政府收入佔比偏高、企業盈利水準差別大等問題。既要調整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間的收入結構,也要關注部門內部的不均衡。關鍵指標有: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穩中趨降,地方政府收入佔比穩中趨升;居民收入佔比提高,基尼系數縮小,壟斷企業高管人員薪酬穩中有降;工業企業利潤率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與一般預算收入比提高等。與此相關的是我國儲蓄率偏高,2008年以來城鄉儲蓄存款每年都增加4萬億元以上,2011年底已達34.36萬億元,當年新增加4.17萬億元。在實體經濟投資效率不高、出口受阻的情況下,儲蓄率過高不利於消費擴大,加劇銀行經營風險。因此總儲蓄率適當下降是判定宏觀經濟結構優化的一個重要標準。
三是産業結構要不斷優化。我國原有發展模式的結果是“二産重、三産輕”,2012年三次産業結構比例為10.1:45.3:44.6,第三産業佔比雖然較十年前的32.3%提高了12個百分點,但與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服務業佔比超過70%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放開服務業管制,提高服務業特別是生産性服務業比重,是提高經濟增長品質的重要途徑。因此,服務業增加值佔比應逐步提高,其中房地産業比重應保持穩定。類似的還有地區結構,隨著資本邊際效益的遞減,部分東部地區製造業企業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改善投資環境、承接産業轉移,將帶動經濟增長,縮小地區差距。衡量指標是中西部地區經濟總量與全國經濟之比。
四是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從企業角度講,理想狀態是大中小型企業平等獲得信貸等資源,國有民間資本平等競爭,各得其所,各類企業都能在實現企業利益的同時充分地創造社會財富。但現實中,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比較突出,民間資本進入電信、鐵路、金融、石油等領域幾乎不可能。這不僅制約了部分企業的發展,而且滋生腐敗,導致社會不公,需要完善金融體制改革,並盡可能放開壟斷領域的準入限制促進企業結構優化。中小企業銀行貸款比重和增速,民間資本進入電信、鐵路、金融、石油等行業的數量、增速和佔比提高是重要的衡量指標。
五是保持適度的杠桿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經濟體持續低迷,原因之一在於其政府、企業、銀行和家庭杠桿率長期過高,一旦出現債務償還困難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沒有杠桿率效率不足,杠桿率過高經濟風險增大,關鍵是保持適度杠桿率,尋求效率和安全的平衡。
從政府部門看,與發達國家動輒100%左右的債務負擔率相比,我國仍處在相對安全範圍內。但不能否認,近兩年經濟增長對債務的依賴在加重,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發展衝動和現行財稅體製作用下,積累大量政府債務,審計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10.7萬億元,佔當年GDP的1/4,研究顯示,各級政府債務佔GDP比重超過60%,債務長期過快增長將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應將國債、地方債、對外債務增速及其與GDP之比作為重要的控制指標。從居民家庭角度看,美國消費過度、負債過高,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國際金融危機。我國雖然現在還處在消費繼續擴大的階段,但在發展信貸消費時也應設定一個合理的規模和速度,既有利於擴大消費,又不能形成過度消費的不良局面。因此,信用消費增速和佔比是衡量杠桿率的重要指標。從企業部門看,資産負債率應保持安全水準。
六是改善金融結構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是實體經濟的反應,服務於實體經濟也對實體經濟具有反作用。金融的關鍵是提高效率,改善金融結構,防控金融風險。
首先,我國金融效率有待提高。2012年M2比2007年底增長近1.5倍,同期名義GDP增長不到1倍,M2已經達到GDP的1.88倍,而美國只有0.64倍,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貨物貿易順差長期較大增加外匯佔款、儲蓄率偏高等,也不能排除我國貨幣流通效率偏低。其次,我國還存在直接金融比重偏低、私營金融機構發展慢等結構性問題。再次,我國金融機構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更為穩健,但也不能忽視其風險防範。促進金融健康發展應重點監測儲蓄存款和GDP之比、貨幣乘數、銀行總資産增速、四大商業銀行貸款額佔比、不良貸款率、社會融資規模增速、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規模比重、“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佔比穩步、房地産領域融資比例、外匯佔款佔基礎貨幣的比例、理財産品佔比和增速、M1和M2增速差等指標。(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李洪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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