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央視急速裁員:郭振璽被查致大批"臨時工"遭殃

　　“我們身在其中的任何人都是過客，這是一艘太大的船，掉頭不易。”這是白岩松在四年前寫的一句話，但是，“最終起作用的，是觀眾與時代。”

　　西長安街延長線上的復興路11號，那棟淺藍色的火柴盒式的建築依然如常。

　　可是，夏天剛剛過去，置身其中的央視就提前進入了“冬天”：“集體降薪30%”、“已有20余名員工被帶走”(其中不乏郭振璽、芮成鋼這樣的重量級人物)等壞消息不絕於耳。

　　“在我心中，CCTV是個那麼複雜的混合體，那麼多的精華與那麼多糟粕，那麼多傑出之士與那麼多混世之徒，那麼強烈的創新意識與那麼陳舊的傳播方式，那麼強勢的媒體與那麼卑微的個體……”目睹央視正在經歷的風暴，前員工劉洪對《中國企業家》感慨道。

　　新媒體顛覆、反腐震蕩，央視究竟何去何從？8月，央視體育頻道名嘴劉建宏在這個節骨眼上的出走，更堅定了人們對這個平臺衰落的判斷—在新媒體和靠“娛樂至死”上位的地方衛視面前，曾經的“創新發動機”，老了。

　　這並不是央視第一次遭遇此困境。確切地説，自2003年開始，央視幾經改革，試圖找出平衡“體制”和“商業”，“喉舌”和“收視率”之間的道路，卻在糾結和搖擺中失去了它的黃金時代。

　　央視這一輪風暴，對其內部和外部究竟帶來了怎樣的衝擊？《中國企業家》試圖通過體制中不同人的命運和選擇，去透視央視這頭“大象”是否能重新起舞。

　　“又一次”風暴

　　8月21日，記者接到自稱為央視員工的匿名爆料稱，“央視正在清理一批員工，將原來簽到中視匯才的項目制試點員工解聘，並稱這兩天內必須簽字。”

　　次日，本刊記者趕往簽字現場—梅地亞中心某會議室。原本這是每年央視各個欄目進行“招標”的地方，現在卻被用於“解聘”。工作人員手裏拿著一沓“解除勞動合同意向書”，現場簽字的員工對《中國企業家》確認，央視各個頻道“項目制”試點聘用的員工臨時接到通知到這裡簽字解約，後續是否有賠償安排尚不清楚。而《中國企業家》隨後向央視人事辦公室、中視匯才求證，雙方均表示“沒聽説此事。”

　　多年來，央視用人被分為“三六九等”，“正式職工”和“臺聘”是食物鏈的最高級，福利和待遇最好，但這些年來能獲得此身份的人寥寥；第三層級是“企聘”員工，通過央視旗下的子公司中視匯才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下稱“中視匯才”)建立了勞務派遣制度，雖然前些年待遇不如“正式職工”和“臺聘”，但在2009年改革後，待遇已跟正式員工一樣； “項目制”則是待遇最差的一級，直接跟中央電視臺各欄目簽約，不僅沒有佔大頭的“增收節支”和“年終獎”，甚至連食堂的飯卡和進門的門卡都沒有，屬於相當不規範的用人方式。但是由於欄目需要，這部分員工不僅長期以“項目制”形式存在，而且數目日漸龐大。

　　這一次的“集體清理”行動，是中紀委進駐央視反腐的階段性標誌。據了解，除了“帶走”一大批央視員工之外，下一階段的央視反腐重點是審查央視的財務和用人情況。“集體清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産生。

　　爆料人稱，這批被“解聘”的人一開始是以“項目試點制”的身份招進來，跟“中視匯才”公司簽約，但承諾是跟企聘員工待遇一樣，未來有可能轉成企聘，不過，這麼多年來這些人的身份卻一直沒有官方説法，直到這一次面對檢查組的“突擊”，央視緊急將這批人從“中視匯才”派遣回各頻道下的項目，轉成“項目制”簽約，實際上就相當於“變相解雇”。“這中間不少人，在央視是付出了七八年的心血，一朝被清理出去，很多人都覺得非常憤怒。”該匿名人士表示。

　　這其實是央視積累多年的頑疾。 “我可以很明確地説，央視在財務上面按照規範的方法來審計，肯定能查出問題。但這個問題有一部分其實是它畸形的用人機制。行政和市場交織進去後，它必須有這種怪異的賬才能夠維護。”一名接近央視的廣電行業人士表示。

　　他舉例説，一個央視的記者，來自於工資體系外的“增收節支獎”佔據他收入的至少五成以上，而這部分收入是最不規範的，一旦面臨變化，這部分收入將可能銳減。另外一種飽受爭議的制度，是央視的“發票報銷制”，項目制聘用的員工大半部分收入來自於此，“一個員工要通過絞盡腦汁才能拿到比較到位的收入，而這本來就是他們應得。”上述廣電人士感嘆。

　　“我們基本上是幹活最多、拿錢最少的一群人。”在簽字現場，一名前來簽協議的員工對《中國企業家》表示。據了解，這次通知從中視匯才轉成項目制的員工遍及央視各個頻道，而受影響最大的是財經頻道。“郭振璽在的時候，通過各種辦法為這些項目制員工爭取了不少收入，所以這麼多年還算相安無事。現在他一被帶走，檢查組一查賬，這批人就遭殃了。”上述爆料人説。

　　這也許意味著，央視創新的動力在一段時期內會被大大削弱。資深欄目製片人江雪對《中國企業家》説，“最近這一段時間人心惶惶。你説郭振璽被帶走了，那頻道副總監或者跟他關係好的製片人會不會害怕？其他頻道的中層們會不會害怕？現在大家的心態就是求穩，能不出事就行，但不求出彩。”

　　跟央視合作出品了《出彩中國人》、《舞出我人生》的一名燦星傳媒員工對《中國企業家》講述了央視“出事”後他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臺裏最近一個研究部門來燦星考察，以前做前期溝通時主要討論具體的議程設置問題，而現在對方關心的重點是，“能否幫我們找一個便宜的地方住？住宿標準千萬別超過350塊。”

　　“這讓我感覺到央視的這一輪整頓，會在各個環節具體細節上有所體現。”該員工表示，下面員工做事的積極性短期內肯定會受影響。

　　“其實央視也不是沒有主動求變，這兩年它的思路逐漸變成打開市場，開門辦央視，其實它可能不是一種完全主動的意願，但必須要這樣做。”燦星傳媒研發總監徐帆表示，因為它面臨的觀眾結構老化、觀眾總數減少，以及節目影響力的衰弱，已經到了一個必須要改變的臨界點。

　　“漸進式”求變

　　央視並非沒有現象級節目。《舌尖上的中國》算是其中一例。以極小的成本投入，獲得了“萬人空巷”級別的口碑，以及巨大的商業價值回報，但就在最近，《舌尖》系列的掌門人、央視紀錄片頻道總監劉文卻“被帶走”。

　　此前本刊採訪《舌尖》系列的總製片人陳曉卿（微博）時，他曾透露《舌尖2》的商業回報比第一部漲了“20倍”，收入也早就“好幾億了”。但這樣一個節目，陳曉卿居然不想做第三部，他比以前更煩了，“每天在壓力中度過”。

　　在徐帆看來這“匪夷所思”：這麼低的投入成本，這麼高的市場回報，換做市場化的製作公司會欣喜若狂，像開發《好聲音》系列一樣把市場價值“吃幹榨盡”為止。然而，“這個項目居然是在對個人的激勵幾乎完全沒有的情況下，獲得了這麼大的回報，就説明央視的創作能力和它的平臺價值還是巨大的。”

　　體制沒有給個人賦予太多的激勵，反而是很多負面的壓力，導致央視雖空有強大平臺和資源，但創新成果寥寥。“央視十年來，可以説是完全沒有改革。”江雪對《中國企業家》表示。回報不平等就會導致腐敗，“他(郭振璽)有這麼強的能力，正常管道回報不了，他主動或者被動都會從其他管道回報的。”江雪認為，被帶走的都是“強人”，而不是碌碌無為之輩，例如財經頻道總監郭振璽和紀錄片頻道總監劉文，激勵機制的落後，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徐帆也表示，其實有大量的業務精英在央視，但由於激勵機制不夠，包括有很多體制內的官僚政治，他們可能只發揮到百分之一二十的能量。如果體制和激勵機制稍加改變，這批人將會成為央視重回巔峰的中堅力量。

　　早在外界感知到央視的“黃昏”之前，這頭“老態龍鍾”的大象也嘗試用自己的腳步轉身，只不過這些微小的風浪，並不能擊破常年累積的冰山。

　　“我拒絕被體制化”

　　在央視，還有一些人，與留下來繼續“堅守”的人不同，選擇了一條更為徹底和大膽的路。

　　東四環紅領巾橋南的花草蟲魚市場的一個偏僻角落裏，不起眼的“樂視”兩個字提醒著人們這裡還有一家網際網路公司。跟“大褲衩”位於CBD的辦公環境截然不同，這裡充斥著各種科目的民營醫院—最近宣佈從央視“逃離”的劉建宏就在這樣一個新辦公地址工作，他的身份是樂視體育的首席內容官。

　　剛剛加盟樂視不到一個星期的劉建宏看起來很興奮，他見到記者時剛開完長達兩個小時的工作會議，此時已是晚上七點。“我每天接受的資訊量是過去的幾十倍。”他指了指自己的頭，“這裡都快爆炸了。”

　　但顯而易見，他享受自己的新身份。上個禮拜，劉建宏剛剛跟《足球之夜》的團隊吃了散夥飯，而他擔任《足球之夜》製片人已經18年。“我一點都沒有哭。”散夥之夜，劉建宏沒有一點傷感，取而代之的是進入人生下半場“馬拉松”的興奮。

　　“最吸引我的是新媒體。”劉建宏一邊説，一邊打開了位於辦公室的樂視TV，讓記者看一場中超球賽。跟傳統的電視螢幕不同，播出球賽節目的同時，螢幕上跑過各種字體和顏色的“吐槽”，“這就是傳説中的彈幕。”他説，自己正在努力用“彈幕”的方式跟解説員互動，而這可能是未來觀看球賽的一種新趨勢。

　　當然，這肯定不是他離開央視的唯一原因。18年前，他從石家莊電視臺離職，但並不順利，他當面怒斥挽留自己的人：“我為什麼走？我就是不願意跟你們這幫男盜女娼的孫子混在一起！”18年後，他從央視離開，坐在樂視體育的新辦公室裏，他對記者念起了一篇文章，“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體制化就是僵化，我希望我們拒絕按照某種模式生活。”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拒絕被體制化》，正是他寫于9年前的2005年。

　　在劉建宏看來，傳統媒體這幾年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真正的危機感”。2005年的時候，劉建宏就已經被接納為“體制內”了，在央視他享有正式的事業編制，但他對自己體制內的身份卻極為陌生。直到有一次去醫院看病，他發現周圍的人都有醫保卡，而他沒有。結果問了半天，最後才知道他是根本不需要卡的，“你是公費醫療，看了病交完錢開發票，你就報銷了。”他這才恍然大悟，“這就是體制內啊。”

　　劉建宏説，自己早就知道網際網路的大潮不可阻擋。而現在，只有資本和商業化的方式，才是資源配置的最合理的方式。

　　“如果把央視視為一個市場化的公司，或者至少它的節目能進行市場化竟爭的話，其實他需要做的是找一個合適的商業模式。”徐帆對《中國企業家》表示。一個案例是星空傳媒，在黎瑞剛購買之前它虧損了多年，而黎瑞剛正是通過了資本運作的方式，將一個弱勢的平臺跟市場化對接，最終激發出最根本的創造力。從一個賬面上虧損的公司，短短幾年時間，變成了估值超過21億的一流製作平臺，靠的正是黎瑞剛對於傳媒體制政策的深刻理解和大膽想像。

　　“也許未來傳媒體制的混合所有制會出現，那麼BAT入股央視也不無可能。”著名傳媒學者喻國明認為阻礙未來傳媒産業改革的障礙，正是産權界限的過於清晰。而最近習近平關於“建立幾家有強大公信力的新型媒體集團”的談話，有可能為已跌入谷底的央視注入一陣興奮劑。

　　在風暴眼中的央視將向何處去？“我們身在其中的任何人都是過客，這是一艘太大的船，掉頭不易。”這是白岩松在四年前寫就的一句話，但是，“最終起作用的，是觀眾與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