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媽媽”難救日本經濟

　　在打開外來移民的“潘多拉盒子”之前，日本將通過促進女性就業來補充日漸縮水的勞動力市場。

　　作為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的重要一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以來，就希望藉由一系列改革措施鼓勵女性重返職場，並增加女性擔任領導職位的比重。然而，兩年多來收效甚微。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日本職場基本上仍由男性主導。要想扭轉這種局面，絕非一日之功。

　　擴大勞動力規模

　　近年來，日本已邁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結構面臨巨大改變，勞動力縮減成為該國政府最棘手的問題。研究顯示，目前日本人口總數約1.27億人，但勞動力人口卻較1997年巔峰時的6810萬人減少約250萬人，且預料未來45年內，總人口數將再縮減逾4000萬人。

　　但由於日本“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社會分工，以及女性在結婚生育後辭去工作等原因，一般來説，日本女性工作人口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

　　而由於整個日本社會都預期女性在結婚或生育之後就會離職，一些企業也不會讓女性擔當重要的職位。

　　資料顯示，截至今年1月，在日本超過3600家上市公司中，超過80%沒有女性董事。不僅如此，儘管女性的職場待遇近年已有所改善，但收入仍明顯不及男性，一旦懷孕就很容易被迫退出勞動大軍。大多日本企業要求員工有固定且漫長的上班時間，亦使得需要照顧幼兒的母親十分為難，重返職場的機會降低。

　　在發達國家中，日本女性教育程度最高，投入勞動市場比率卻最低，但日本人口老齡化嚴重，如何在鼓勵生育的同時推動更多女性就業，成為政府一大課題。女性回歸勞動力大軍是擴大該國勞動力規模的手段之一，進而擴大經濟産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如果可以解決性別鴻溝，日本經濟增速可以增加0.25個百分點。這對過去20年經濟增長率不到1%的日本而言，是一個不小的幅度。

　　分析指出，更多日本女性參加工作實際上給日本經濟帶來雙重利好。首先，擴大了勞動力規模，鋻於日本女性的高教育水準，這同樣增加了産能。其次，雖然日本男女所受教育平等，但就業並非平等，因此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增加了勞動力的平均技能水準。

　　但美國資訊網站Quartz則稱，日本女性進入職場實際上是給經濟帶來雙重打擊。彼得森研究所國際經濟學總裁Adam Posen表示：“女性就業擴大了勞動力規模，同時也因為高學歷而增加勞動生産力。”但他認為，日本女性進入職場不是因為就業機會增加，而是教育，因此女性會拉高日本勞動力的平均工作技能門坎，且也有可能會降低生育率。

　　職場媽媽增多

　　在日本勞動力人口減少的狀況下，推動女性進入職場的好處顯然更為突出。

　　為了改善經濟，安倍晉三祭出三大措施：大膽的貨幣政策、大膽的政府支出和勞動力市場改革，向經濟注入活力。安倍晉三把“提升女性地位”列為“安倍經濟學”改革重點之一，安倍曾稱日本女性為“這個資源缺乏的島國最沒有充分利用的資源”。因此，他除了要以積極的貨幣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勞動市場改革來喚起經濟生命力之外，還希望通過平衡生育與工作，借這些“超級媽媽”之力提振日本經濟。

　　安倍晉三不斷重申要讓日本成為“女性活躍”的社會。跟歷屆內閣相比，安倍對此課題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他在組閣時就大量採用女性政治家擔任大臣，政府部門重點提拔女性擔任要職。

　　第二次上任首相後，安倍釋出女性就業政策利多，並承諾2018年前，在需求最急迫的東京新設立40萬個托嬰中心，讓媽媽們安心返回職場。目前，日本的職場媽媽很難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一般來説，日本員工要爭取晉陞，平均一天工作時間為10至15個小時，加上通勤與下班後的應酬，幾乎很難有時間料理家務，所以日本大部分家務都是由女性在打理。

　　此外，安倍還聲稱2020年前，要一口氣將企業女性主管比例提高到三成，宣佈配合的日本企業，更能增加得到政府標案的機會。

　　分析認為，安倍對日本女性的重視凸顯了其對職場文化作出的重要轉變，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放鬆長時間工作文化，這可儘量減低因為職場女性增多而令生育率繼續大幅下滑的風險。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報道，總體來説，安倍在消弭性別不平等和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努力有所成果。2013年後，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開始增加。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日本女性失業率從2012年安倍執政時的4.3％降到2014年的3.4％。

　　漫長的道路

　　面對外界對安倍“三支箭”脫靶的質疑，安倍晉三在最近一次的美國之行中辯解稱，因為自己在大學是射箭部的一員，“我的箭一定會射中”。但單就增加女性就業這一項，安倍就面臨了巨大的桎梏。

　　日本職場重男輕女文化根深蒂固，安倍想實現他的計劃仍有漫漫長路要走。

　　比如，安倍設定的2020年前，企業和政府內30%“管理崗位”由女性擔任，雖然有個別企業積極響應，但商界整體反應冷淡。日本厚生勞動省發佈的2013年度雇傭均等基本調查顯示，管理職位（科長以上職務）中，女性所佔比例僅為6.6%。此外，安倍大力推動女性走入政壇，但日本媒體近期一項調查披露，日本女議員無論公私，都無法獲得滿足感。

　　倫敦調研機構凱投宏觀日本經濟學家索利安的報告指出，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雖然上揚，但與其他七大工業國（G7）成員相比仍遠遠落後。若日本高學歷婦女的就業比例與其他G7國家不相上下，其GDP增長率應可增長多達6個百分點。

　　索利安援引OECD數據指出，2011年日本高學歷女性的就業比例低於70％，其他G7成員國這方面的佔比超過80％。

　　索利安表示，自安倍重掌政權後，日本女性就業比例確實迅速回升，但除非未來幾年能加快升速，即便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也不足以進一步提升GDP。他預測，日本去年GDP增長率僅0.3％，今年則只有0.1％。

　　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不盡如人意，問題可能出在已婚高學歷婦女對於重返職場興趣不高。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大多嫁給財力豐厚的丈夫，家庭經濟富裕加上日本企業多為男性把持之下，回歸職場的意願低落。

　　東京日精基礎研究所經濟學家Naoko Kuga指出，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主婦，沒什麼外出就業的誘因，他們大多和高學歷高收入者結婚，不太需要為了家計工作。

　　而且，儘管高學歷女性結婚生子後，繼續工作的機率高於學歷較低的已婚婦女，可是一旦她們辭職不幹，不大可能重回職場。

　　Naoko Kuga提到，日本政府須深入了解這群高學歷婦女不願重返職場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日本企業文化始終是“男性天下”。

　　美國國會調查局在此前也曾經發表報告，認為安倍要成功推動女性經濟學面臨不少難題。報告認為，女性應該留在家中處理家務的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以男性為主的職場文化，阻礙女性步入社會。報告指出，長時間工作及日本欠靈活的工作制度，令女性難以兼顧工作和照顧家庭。

　　日經中文網的一篇評論指出，凡事物極必反，刻意人為地強調提高女性的地位反而會弄巧成拙，安倍首相已經在此問題上栽了跟頭。政府該做的是提供一個女性能夠充分發揮能力的社會環境。未來日本婦女能否頂“三分天”順其自然為好。

　　此前，日本生命保險公司關於“提升女性活躍度”問題在網上開展了一次民意調查。對調查中提出的“你認為提升女性的活躍度對日本經濟發展重要嗎”這一問題，在40-59歲的男性受訪者中，持肯定回答的人數下降趨勢十分明顯，比2014年下降6個百分點。主要原因就在於，目前公司內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大多是男性，“女性活躍”會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這種觀念使他們産生危機感。

　　其他替代方式

　　在“女性經濟學”引擎無法短期奏效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正在尋求更多方式彌補勞動力短缺問題。

　　日本政府正在實施一項“技術實習訓練計劃”，藉由引進外籍勞工作為實習生的方式取代海外移民，以滿足勞動力需求。日本政府指出，首先將開放老人照護、便利商店及工程開發等産業聘用實習生，以解決燃眉之急。而來自日本司法部的數據則顯示，目前實習生計劃行使之初，已聘用約16.7萬名外籍勞工。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隨著日本人口不斷減少，勞動力缺口增加，在社會傾向不輸入外籍勞工的情況下，愈來愈多的日本企業正在研發各式機器人，作為替代方案。

　　《外交事務》雜誌分析指出，儘管日本國內對於結構性改革，讓勞動市場重啟動力，與增加企業競爭力等方式爭論不斷，但企業並不需等待政府行動，即可先進行改革。譬如重新調整現有的産業結構，挑戰階級制度，通過科學與工程創新提供更好的産品與服務，掌握重新塑造自己的機會。

　　譬如製造業，可以通過大數據驅動的自動化、3D列印、模組平臺重整生産線，創造更大的獨特性産品組合。企業研發部門必須更開放與協作。零售業可以開發更創新的數字混合型商店，使用大數據分析改善價格、行銷與營收預測。

　　此外，該雜誌還提出，日本僱主已經感受到招不到人的窘境，未來這一現象會愈來愈明顯，除非日本可以增加老年勞動力的人數。報道指出，要鼓勵老年人留在職場對日本的經濟增長與穩定性來説也相當重要，確保職場上有價值的經驗與技術不會短缺。但雇用老年人必須有條件，包括企業能接受彈性工時、兼職、在家工作政策，年長的職員同時可以成為輔導與培育的角色。

　　報道還指出，公共政策也必須提供正確的誘因促進職場變革。2013年日本開始提高退休年齡，從55歲到60歲。僱主同時需要提供持續性的雇用選擇給快到年限退休的員工，但是他們常常轉去做低薪或低技術的工作，因此必須重新訓練新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