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退休政要來華走穴：布萊爾3小時賺百萬

　　基辛格

　　布萊爾在中國

　　施羅德盛讚青島啤酒

　　保爾森

　　外國領導退休之後，在中國依然很忙，忙著做生意賺錢，為了自己也為了他所代表的國家。現在，隨著業務的日漸拓展，他們中的一些人，正在超越僅憑“走穴”掙錢的初級階段，轉型升級。

　　基辛格

　　美國前國務卿，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來中國接近80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私人訪問，而且大多帶有商業性質。

　　當基辛格被中國各界視為“老朋友”時，在商業領域發揮自己獨特的影響力，就成了他辭去公職之後在中國開展活動的最佳選擇。

　　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諮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以下簡稱KAI），這公司只做兩件事：1、如果你想去某國投資，他們幫你分析之後告訴你能不能去；2、如果能去，他們就利用外交關係，幫助企業在該國“找人”。

　　基辛格的KAI公司一開業，仰慕者就紛至遝來。對於他們，基辛格意味著信用，意味著自己永遠不可能挖到的資訊和人脈。

　　但他把一年的客戶限定在20　家左右，並明確設定為商業行為，以避免政治風險。他還要求其所接受的任何項目，在給客戶帶來利潤的同時，必須符合被投資國的利益——基辛格喜歡充當得到雙方信任的中間人，而不僅僅是客戶利益的代理人。

　　作為中國最早的合資企業之一，惠普來到中國，就是基辛格推動的結果。1979年鄧小平接見基辛格時提出：中國現在正在搞現代化，需要技術進步和創新，你能否推薦一些美國比較好的高科技公司來和中國開展合作。

　　基辛格推薦了惠普公司。隨後惠普公司創始人、當時擔任惠普公司董事長的戴維·帕卡德帶領一個代表團訪問中國，受到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層領導的接見，並與當時的電子工業部和航太部談成了若干項目。

　　2003年11月，基辛格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第39次來到中國。作為摩根大通集團的顧問，基辛格還帶來了摩根大通集團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威廉·哈裏森及該集團亞太區高管團隊。

　　2007年10月，時任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在紐約拜會基辛格。基辛格同時是美國運通公司的董事。雙方談到了招商銀行與美國運通的合作計劃。

　　基辛格問：“為什麼運通在中國市場上的信用卡業務做得不夠好，而你們卻能做得好？”馬蔚華回答，“很簡單，因為我們更熟悉中國市場，熟悉中國人的消費心理。”馬蔚華問：“您看好我們和運通在中國的合作嗎？會成功嗎？”

　　基辛格笑起來：“毫無疑問，在中國能選擇招商銀行這樣重要的夥伴合作，一定能夠獲得成功的！下次我見到運通董事長的時候，我會將今天的談話轉告他。”

　　2010年5月，美國運通第一次把它的高端核心品牌，帶有“百夫長”標誌的信用卡帶到中國，而它的發卡合作夥伴，則是其在中國精心挑選的第三家合作夥伴——招商銀行。

　　布萊爾

　　英國前首相。

　　布萊爾卸任後，幾乎每年都要訪問中國。他在2009年重新包裝自己的團隊，組建了托尼·布萊爾公司。

　　布萊爾公司的主營業務是“提供商業諮詢、政治體制改革”等方面的諮詢服務。

　　2012年喀什市政府已與布萊爾公司達成合作關係。2012年2月，雙方在香港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布萊爾團隊承諾為喀什市政府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並提供海外技術和跨境合作機會。

　　2012年6月布萊爾出現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借訪華機會與喀什市政府官員會面。他還為正在那裏舉辦的喀什攝影展剪了彩。布萊爾的這次公開活動，既展現出其團隊與喀什市政府之間的親密程度，也暗示布萊爾在華淘金模式開始升級——像招商引資，以及提供政府諮詢這樣的高端服務，在他以往的對華交流中是沒有的，這位英國前首相曾經是以在中國“走穴”演講著稱。

　　在2012年之前，作為一名帶有外交家氣質的政治人物，布萊爾在中國的淘金模式與克林頓其實沒什麼兩樣。2007年11月，廣東東莞一家房地産開發公司以33萬美元買到布萊爾訪華日程當中的3小時。布萊爾來到東莞登上演講臺，説他會傳達東莞人民對其家人的問候，“我會告訴他們， 哪也別去，就去中國，就來東莞 。”布萊爾甚至還參觀了這家開發商的新樓盤。

　　2005年訪華時，布萊爾還在首相任期，他在北京邀請了9家中資企業負責人共進早餐，鼓勵他們在英國項目上投入更多的人民幣。中國電信、阿里巴巴、華為、美的、康佳等公司的掌門人出席了早餐會。當時布萊爾拿起華旗資訊集團總裁馮軍遞上的數位相機為企業家們拍照，然後告訴他們，“這是我拍得最好的一張照片。”

　　施羅德

　　德國前總理

　　擔任領導時每年來中國一次，任期結束後反倒機會多了，平均一年來三至四次。這就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退休生活。他在2005年卸任，第三天，瑞士出版集團榮格集團就聘他當顧問。其實施羅德並不擅長寫作，甚至連100行的社民黨活動計劃都沒寫過，但這不重要。榮格集團計劃開拓東歐和中國市場，所以要借施羅德與中國的關係，敲開中國市場大門——向中國人推銷德國産品。

　　公開資料統計顯示，“推銷員”施羅德的績效清單，是在2009年直線上升的。這恰好是四萬億投資所涉及的大型基建開始陸續開工的年份。當年十月，施羅德出現在湖北武漢，與施羅德同時亮相的是德國海瑞克股份公司董事長、行政總監馬丁·海瑞克。這家公司是在全球有名的隧道掘進設備製造商和服務商。這一年，正在建設的武漢地鐵隧道中，活躍著七台海瑞克隧道掘進機的身影。

　　2010年，施羅德又出現在山東青島，出席國際新能源論壇。這次同行的是德國巴伐利亞州州長澤霍夫。施羅德説，中國在減低能耗方面需要得到幫助，德國公司在這方面可以提供新能源的技術協助和經驗，山東方面則表達要建立德國工業園的意向。

　　2011年，施羅德的推銷重點則在重慶，據報道，在施羅德訪問的這段時間，德意志銀行、巴斯夫集團等德國企業在重慶的投資不斷加碼——號稱“全球最大MDI（二苯基甲烷二異氰酸酯）項目”落戶重慶，這是德國企業在中國中西部地區投資最大的石油天然氣化工項目，達到80億元人民幣。

　　除了將德國産品賣到中國，施羅德還將中國項目帶回德國。2006年中國春節剛過，他就出現在北京，希望有意前往德國投資的中國企業家拿出勇氣去德投資。

　　保爾森

　　美國前財政部長

　　“我不是基辛格，我是保爾森。我的職業生涯主要是在商業，而不是政府。”2012年7月訪問北京時，美國前財政部長對媒體記者這樣説。

　　他的確願意和生意人在一起，即使是在中國也一樣。無論是保爾森的繼承者——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還是曾在姚記炒肝餐廳吃過北京小吃的副總統拜登，他們其實與處於官員體系之外的中國人接觸並不多，且多半是禮節性的。

　　保爾森不一樣，他領導下的高盛集團在1994年就來到中國組建辦事處，成立儀式是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等到他2006年辭去高盛集團主席與CEO職務，第一次以美國財政部長的身份訪問中國時，保爾森將第一站選在了中國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省份，浙江。

　　這是一種離政治更遠，離商業更近的姿態。從來沒有任何一位外國高官訪華時這麼幹過。但這對保爾森不算什麼——因為他骨子裏是商人，而且對中國事務非常了解。從1992年開始，他和他身後的高盛就不斷謀求在中國拓展業務，而金融業恰好是中國進入1990年代之後，在各項改革中取得較大開放空間的領域。也就是説，在即將上升的電梯裏，保爾森先於其他人，站到了那個離按電梯按鈕最近的位置。然後，電梯上去了。

　　無論退休與否，保爾森在中國政界的廣泛人脈，都是高盛集團，以及美國政府可遇而不可求的財富。這也是他在對華事務中取得成就的個人模式。

　　2009年辭去財政部長一職之前，他可以定期與中國領導人見面。辭職之後，保爾森出任博鰲論壇理事，這裡是他與中國領導人見面的新場合。報道稱，在去年的博鰲論壇上，保爾森提出計劃寫一本新書，主題是“有關中國和在中國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