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華人人口中,以廣東人佔最多數,其次是福建人、上海人及其他省份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批內地的外來人口進入,使澳門完成了又一次城市化的進程。
我也屬於這批新移民隊伍中的一員,不過,我當時年紀尚小,很快適應了澳門的生活。中途插班,在我就讀的班級裏,像我這樣的新移民孩子不佔少數。初來乍到,我聽不懂一句廣東話。澳門的孩子很友善,以強欺弱或欺淩外來者的現象不多見,更沒有在我這個新生身上發生過。一個月後,我的廣東話運用自如,和同學們玩在一處。至學期末,我的總成績全班第五名。班主任蘇銀玲老師獎勵我一雙白色學生襪,表示祝賀。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融入澳門的學校生活、適應新的學習環境,並不艱難。那是因為我還是個孩子。而對於我父母這樣的成人,在短時間內適應一個語言不通的全新環境,要經歷文化休克,更嚴峻的是要面對養家糊口的生存嚴厲。一旦手停,便要口停,我們姐妹三人的學費難以為繼。澳門學校多為私立學校,每學期學費兩三千元,對新移民家庭來説,是一大筆開支。很多新移民家庭的孩子,無法繼續學業,十幾歲進入工廠做工的多得是。當然,這些新移民的艱辛,是我理解人生實難之後,才慢慢咂摸過滋味來,包括自己父母當年的不易。
由彼及人,結識的澳門新移民朋友中,每個人都有一肚子適應澳門生活的艱難故事。每一個人生中都有不得已,而這份不得已在適應新生的歲月中會加倍放大。所學非所用,新移民一切以生存糊口為目的。
我曾經的一個同事,上海人,比我父親還要年長幾歲。初來澳門時,在街頭賣過彩票,後來澳門電視臺成立,進入電視臺幹起導演工作。大概他小時在上海家境不錯,常和我們説起聽留聲機的歲月。澳門很小,山水有相逢的故事常常發生。想不到我後來和此人在同一政府部門做了同事。他是我所在部門的一員。那時,我父親已經退休在家。比我父親年長的他,卻還得在工作崗位上聽從我等小輩調遣。求生存使他顯得卑微,對所有人友善、恭敬、客氣;我年輕、清高、氣盛,不容自己的工作有紕漏,更不容他人工作有差池,總喜歡指出別人的不懂來。讓我不解的是,為何他仍要出來工作不回家頤養天年?錢對於一個人來説,真的這麼重要嗎?我當時的想法,如同不知民間疾苦的皇帝“何不食肉糜”那一問。廣東話俗語有“仔細老婆嫩”,他的太太和我是同齡人,他們的大兒子尚未出生。今天,他的小女兒還在幼兒園階段,而他,年近八旬,仍在工作崗位上拼搏。
我想,再遇見他,我會耐心地聽他説説兒時的上海往事。如同現在,我喜歡聽七十歲前輩談人生、八十歲老人講澳門故事,為九十歲的老人校對書稿……這大概便是自己的成長,看得見人生中的不得已,對別人多一分理解和寬容。穆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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