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開啟全球新視界

　　RCEP開啟全球新視界

　　歷時8年談判，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終於正式簽署。這是世界上參與人口最多、成員結構最為複雜、最具發展潛力的一項自貿協定，由此，東亞區域合作進程邁入一個新階段，為亞太乃至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從“四輪驅動”到“全面關係”

　　自1997年東亞區域合作進程正式啟動以來，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成員國與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在開放區域主義的指導下，建構了“東盟+中日韓”(“10+3”)多層次多領域合作機制。每年，在東盟主席國輪流主持下，13個國家定期召開領導人峰會、部長級會議、高官會議、司局長工作會議和第二軌道的政策對話會，形成了一個縱向的政府間年度會議機制。

　　同時，主管外交、經濟、金融、銀行、農業、森林、環保等16個領域的部長們還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官方層面的會議，規劃和推動實質性合作。與此並行的還有東盟國家間合作機制、東盟分別與中日韓三國進行的“10+1”合作機制以及中日韓單獨的領導會議機制，從而形成了“四輪驅動”的獨特東亞合作樣式。然而，鋻於東亞國家經濟實力的明顯不平衡性，經濟發展程度的巨大差異性，以及域外國家在東亞區域所保持的傳統影響力，與上述合作模式相關的變局也在醞釀。

　　其中，在地緣上與東亞為鄰的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兩國，雖然在國家身份上都把自己定位為西方國家，但在經濟上卻與東亞國家緊密相連，是東亞國家重要的礦産和農牧業産品供應國。印度推行“東向”政策以來，也試圖加強與東亞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東亞國家決定將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印度納入東亞區域合作進程，自2005年起有了“10+3”再“+3”的“東亞峰會”。

　　2010年，與東亞長期保持密切關係的美國和俄羅斯也應邀與會。這樣，以“10+3”為東亞經濟共同體建構的主渠道，以“東亞峰會”作為大國協調的平臺，形成了東亞區域合作的雙層結構。

　　著眼西太平洋總體，為應對歐洲和北美區域經濟整合所帶來的壓力，東盟國家于2012年正式倡議建立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為框架的、地跨整個西太平洋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這一年，由東盟十國、中日韓再加上澳新印的16國RCEP談判進程正式啟動，其目的是要建構一個適合東亞經濟合作現實需要、能夠強化經濟體間貿易投資和社會服務等要素深度融合的制度安排。

　　從“雁行模式”到“平軸模式”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一直借用日本學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來分析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進程，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工模式，當時日本作為帶動東亞經濟發展的“領頭雁”，處於産業分工的最頂端，在日本之後是當時被稱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亞洲四小龍”，之後是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其他正在迅速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之後則是經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由此産生的對東亞整體經濟發展的引擎效應，日本“領頭雁”的作用大大降低，“雁行模式”逐漸式微。東亞區域合作逐漸由以前的“雁行模式”轉向“平軸模式”。

　　這一區域合作新模式是借用機械軸承的外在樣式，即鋼珠環繞軸心滾動而使軸承順滑旋轉的原理，來解析東亞經濟一體化現象。東亞區域內的各個經濟體共用相近的文明、相似的歷史、相通的社會、相像的生活，通過進行多維度的平行和垂直交叉的産業分工，促進相互融合，從而實現區域內經濟的一體化。在這一經濟共同體內，不僅各經濟體命運與共、利益共用和責任共擔，而且區域內國際關係的各要素也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最終形成一個良性互動的內在體制。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建構，正是基於以上地緣、文明和物質的共同基礎。經過8年深入細緻的談判，雖然去年因印度的退出而帶來了一些不確定性，但最終還是有了結果。RCEP放寬了成員間貨物、服務、投資等市場準入條件，原産地規則、海關程式、檢驗檢疫、技術標準等也將逐步統一。

　　由此，東亞各經濟體間的貿易、生産、投資、科技、資源、智慧財産權、勞動力等産業要素可以方便地順暢流動，這將為東亞區域合作的“平軸模式”提供更加可靠的制度支撐。這一框架以地域廣闊而人口眾多的東亞大陸為平臺，加上處於東亞南緣地帶的澳大利亞與紐西蘭，通過閉合性內在聚合而緊密連接在一起，形成相對完整的産業鏈和供應鏈，意味著全球約29.7%的人口、GDP超過25萬億美元的經濟體，將在這一制度框架中從事自由貿易活動，必將使整個東亞乃至西太平洋，整合為一個龐大的區域性經濟體。

　　從區域到全球的示範效應

　　新協定的達成，將對區域合作帶來怎樣的影響？對中國而言有哪些特別之處？

　　首先，RCEP在提升東亞區域合作水準方面具有一定的外溢效應，主要表現在對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促進作用上。中日韓自貿區構想于2002年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上提出，2012年11月三國正式宣佈啟動自貿區談判，2015年中韓兩國率先達成協定，但中日、日韓之間的談判仍未取得突破性進展。在RCEP框架內，中國和日本首次達成了雙邊關稅減讓安排，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中日韓三國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RCEP簽署後，三國90%以上的産品和服務將在RCEP體制中逐步以零關稅進入對方市場，三國民眾將能以更低廉的價格享受更廣泛的商品和服務。因此，RCEP的簽署將為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提供堅實基礎。

　　其次，RCEP談判為中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提供了機遇。“中方歡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完成簽署，也將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

　　CPTPP的前身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由美國牽頭設立，被視為美國主導的亞太高水準自貿區建設的重要安排。但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美國退出了TPP談判，日本則接替美國的位置，與餘下10個國家開展談判，並於2018年12月30日最終達成CPTPP協議。

　　CPTPP與RCEP的成員具有很高的重合性，僅多出了太平洋東岸的加拿大、墨西哥、秘魯、智利4個國家。RCEP談判的成功也意味著中國與CPTPP其中的7個成員有了規範性的自貿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加入CPTPP創造了制度性條件。CPTPP及其前身TPP的最初設計，雖然以高標準為藉口，但其中蘊含著美日等國的深層次戰略圖謀，與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一起構成了美國亞太戰略的兩根支柱。

　　在拜登當選美國總統、美國重返CPTPP概率大大增加的前提下，中國在RCEP談判成功後，作出“積極考慮加入”CPTPP的表態，無疑贏得了在這一問題上的戰略主動權。另外，就開放程度而言，CPTPP除傳統的貨物貿易外，還包括了服務貿易、智慧財産權、高科技等領域，具有更高的開放度，加入CPTPP將使中國更深地融入到亞太區域經濟中，也有助於自身的結構改革和産業升級。

　　最後，RCEP自貿區制度的建立將使中國積極建構的“雙迴圈”格局更加通暢。面向未來，中國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國內迴圈與國際迴圈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國內與國際兩個層次不可偏廢。國內大迴圈重視國內市場消費，國際大迴圈在當下則更加重視區域，特別是與中國經濟聯繫密切的東亞地區。

　　在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美對立嚴重等情況下，外部國際經濟環境顯得既不穩定也不確定，西方發達國家的外部供應鏈不可靠，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全球經濟陷入衰退之中。RCEP的簽署為世界經濟的區域一體化進程注入了新的動力。中國將借勢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整合東亞乃至西太平洋的經濟結構，極大地促進區域內經濟要素自由流動，成員間生産分工與合作，進而拉動區域內消費市場擴容升級，推動區域內産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深入融合。

　　(蘇浩係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蘇安超係外交學院外交學專業博士生)

　　來源：《環球》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