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票7萬美元，聽個會竟然這麼貴？

　　對於達沃斯論壇，西方記者曾將其形容為，全球1%最富人群的大派對。

　　英國《每日電訊報》另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國際論壇中的“勞斯萊斯”。

　　要知道，想要取得達沃斯的會員資格，或者獲得年度會議的門票，你需要支付超過7萬美元。可儘管如此，通往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票依然是每年最搶手的票之一。

　　“如果不是達沃斯，

　　我很難見到這些人”

　　達沃斯是瑞士東南部的一個小鎮，人口只有一萬多人。這裡湖光山色，風光旖旎。也正是這裡的優美風景，論壇創始人施瓦布選擇在這兒創建論壇，並作為永久會址。

　　施瓦布當初創立達沃斯論壇的最主要想法，是為歐洲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與政界、專家、媒體以及社會名流，搭建近距離溝通的橋梁。

　　所以，自最初創辦開始，施瓦布便不遺餘力在論壇中匯集各界領軍人物，不僅包括大型企業的管理者和商界精英，還有政府首腦、學者、文化名流和科技引領者等。

　　如此一來，達沃斯論壇便不僅僅是個經濟論壇，而更像一個全球精英的跨界聚會。而這樣的跨界組合，使達沃斯在影響力上佔據優勢。

　　曾有一位頂級銀行的首席執行官説：“如果不是達沃斯論壇，要見到這些人(與會者)，我可能要花一年的時間和無數次飛行。”

　　在論壇形式上，達沃斯論壇小型、封閉，且非正式交流活動很多。這樣既可以讓參會者拋棄繁文縟節，建立親密聯繫，同時也不必承受需要達成某個共識或發表某個公報的“壓力”。

　　另一方面，達沃斯論壇自創辦之日起便堅持“利益相關者”思維。在這種思維下，企業不僅要服務客戶，同時也要與政府、社會等利益相關者建立聯繫，積極參與應對全球性挑戰，這樣才能符合企業長遠利益。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場跨界聚會的合理性又多了一層。也正是其跨界思維，成為達沃斯論壇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經過多年發展，達沃斯論壇逐漸成為全球矚目的國際盛會。因此，每年的達沃斯論壇與會者名單都是眾人關注的焦點，而同樣出名的，還有那些拒絕達沃斯的“大佬”們。

　　他們為何對達沃斯説“不”？

　　如果説2018年是達沃斯論壇的“大年”(除特朗普外，還有多位重量級國家元首與會)，那2019年更像是達沃斯論壇的“小年”。跟以往星光璀璨的場面相比，今年的達沃斯“冷”了些。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這屆達沃斯年會少了許多大國領導人的身影。在美國，由於聯邦政府的“停擺”之結，特朗普宣佈取消達沃斯之行。在英國，特雷莎·梅忙於脫歐計劃，無法抽身前往達沃斯。法國總統馬克龍同樣深陷國內泥潭，因為“黃背心”運動無緣達沃斯。

　　此外，由於印度大選，印度總理莫迪也放棄了前往達沃斯的計劃。韓國青瓦臺發言人也表示，文在寅不會出席達沃斯論壇。

　　《時代週刊》裏寫道：“商界領袖們長途跋涉來到達沃斯，開豪車、喝香檳、做生意；學者和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則在走廊上尋尋覓覓，希望與決策者不期而遇……然而今年他們將與許多知名人物失之交臂。”

　　有外媒述評，西方多國“大佬”留守國內、缺席達沃斯，反映出世界正處於危機狀態。當他們埋頭處理“失序和混亂”的國內政治之時，應對全球治理挑戰的共同意願也在悄悄溜走。

　　“去年是歐洲國家出席達沃斯最集中的一次，他們自認為克服了前年的政治危機。但現在看來，歐洲乃至西方國家的深層病根並未消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表示，今年達沃斯論壇在務虛層面的合作恐怕難有盛況。

　　雖然多位大咖缺席，也仍有不少領導人參與此次年會。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德國總理默克爾、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義大利總理孔蒂、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巴西剛就職的新總統博爾索納羅等成為出席本屆論壇的主要國家領導人。

　　商界精英中，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優步(Uber)首席執行官Dara Khosrowshahi、高盛集團首席執行官David Solomon、瑞銀集團董事長AxelWeber、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等都出席了本次年會。

　　“總的來説，由於世界部分主要領導人缺席達沃斯，此次論壇可能開成一次缺乏共識的會議。但我也相信，會有更多國家發出呼聲，維護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積極成果，推動新型全球化來造福更多國家和利益群體。”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徐明棋説。(馮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