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商法倒計時：代購的煎熬：觀望、轉行、上班去
政策倒計時
囤貨、發貨、清關VS有空打遊戲了
12月19日，王穎(化名)將30多罐奶粉裝進後備廂，開車前往離家2公里的快遞公司。將這些貨發完後，她計劃好好休息段時間。“耶誕節和新年快到了，澳洲的快遞要1月後再營業，終於可以輕鬆點了。”
28歲的王穎在澳洲做了4年時間的代購。如今她手中有兩三百個固定客戶。“大部分都是年輕媽媽。代購的也都是奶粉、保健品等。”王穎告訴記者，“和歐洲不同，澳洲很少有奢侈品代購。畢竟不是生産國，價格和國內相差無幾。”
最近一段時間，她特別忙碌，手機裏不斷傳來客戶下單、催單，以及臨時加單的短信。每天早上9點不到，她就得開車輾轉于各個藥房和商店進行採購，下午再將貨拉到快遞公司，按著訂單逐一發貨。
早在幾個月前，澳洲的代購們就特別忙碌。“電商法快實施了，國內客戶都開始瘋狂囤貨。”王穎説。
今年8月底通過的《電子商務法》將於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讓海外代購從業者人人自危。
王穎在意的是，據國內知曉電商法的朋友透露，國內市場或許將對奶粉保健品做出明確規定，如果沒有中文標簽，或者不是國家認監委認證工廠生産的奶粉保健品，一律不得銷售。“這很可能斷了澳洲代購者們的出路。”王穎説，當她將這一消息發佈在微信群後，客戶開始瘋狂下單，“大家都擔心以後貨不好收到，現在在提前囤貨吧。”
當王穎來到快遞公司時，32歲的劉偉(化名)正忙著安排人員將堆滿庫房的貨物全部打包裝車。看見王穎的到來，劉偉隔著老遠就問：“貨多嗎？多了裝不下了。”在得知王穎需要打包三四個包裹後，劉偉算了算貨物體積，“趕緊填單子吧。趁最後期限到來之際，能發走就發走。”
2016年，劉偉在澳洲開了一家快遞公司，幫助當地代購將貨發回中國。如今他卻憂心忡忡，他擔心的是，如果代購受電商法影響減少，自己未來同樣也會受到波及。
12月21日下午，40歲的韓林(化名)站在位於香港旺角的辦公室內，有條不紊地將才從奢侈品店買回來的化粧品、手錶等包裝撕開。一旁的“水客”頭子正在做著準備，他們計劃最近幾天將這些貨品帶往國內市場。
韓林抹了把額頭的汗水，半小時前他接到一位合作多年的清關公司負責人打來的電話，對方説他的貨可能出了點問題。
作為一名從事代購10年的“老江湖”，韓林清楚這是什麼意思。海關認為郵件內物品超出限額，希望他去補稅。這不是他最近這段時間裏第一次去海關，兩周前他才因同樣的原因被海關叫去，最後不得不將3萬多元的稅款補齊後才將貨物取走。這讓他幾乎沒賺到什麼錢。
當天晚上，一河之隔的深圳。曾經每天都會出沒于香港和深圳之間，忙碌于帶貨過關的趙丹(化名)，難得主動邀約朋友玩起遊戲來。他已經在考慮轉行了，“海關查得越來越嚴了，誰也不知道明年會是什麼情況。”
小代購者的選擇
一年賺十幾萬，和上班差不多，考慮轉行
王穎並不清楚海外代購究竟是從何時興起，但她清晰地記得，自己2014年第一次到澳洲時，身邊幾乎所有朋友都在做著代購生意。
“門檻很低，只要你在國外，就可以入行。”12月21日，王穎向記者回憶。到澳洲的第二周，她就開始在朋友圈發出代購廣告。
商務部此前公佈的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4年，中國境外消費年平均增長率為25.2%，是同期國內社會消費總額增速的2倍。部分國內外商品在品類上的品質差距，以及進口商品的國內外差價，促成海外代購的出現和壯大。
王穎所接的訂單，大部分都是以奶粉為主。由於品質和價格等優勢，澳洲奶粉一直是代購市場的熱門商品。以澳洲一款熱門奶粉為例，其在國內商場售價為490元人民幣，而在澳洲當地售價換算成人民幣僅為220元。國內不少年輕媽媽們更偏向通過代購購買。
但代購奶粉並不輕鬆。客戶為了確保不斷貨，每次下單數量都在8-10罐。但澳洲銷售奶粉的藥房只允許每人購買2罐，如果要買齊客戶所要求的數量，王穎需要跑四五家藥房。
王穎算了算成本，將奶粉代購價定在270元，“每罐賺50元，掙20%的差價。”她曾經一度計劃將價格提上去，但在同行處轉了一圈後，打消了這個念頭：“為搶市場，很多人只賺二三十元，要是漲價的話，估計沒人買了。”
每天起早貪黑地搶購奶粉，讓她一年內賺到了13萬元。這和在澳洲當地找份普通工作的收入差別不大，但王穎看重的是代購時間更自由。更重要的是，在沒找到合適工作前，這筆收入能確保自己在澳洲當地生活下去。
時間自由吸引了越來越多代購的加入，21歲的胡天(化名)正是其中之一。
2018年初來到澳洲一所大學讀書的胡天，曾計劃利用課餘時間打工掙零用錢。結果一打聽，身邊同學沒人打工，都在忙著做代購生意。
胡天算了筆賬：澳洲允許留學生每週打工20個小時，而在當地華人餐廳或者快遞店打工的薪酬通常為每小時55元。“看似每週薪酬有1000多元，一年能賺到五六萬元人民幣，但由於學業壓力較大，復習考試的時間也長，很少能確保每週能工作這麼長時間。每年最多賺到二三萬元人民幣。”
“代購比較簡單，每天往朋友圈裏發圖就是了，接到訂單後再抽時間去買。”胡天曾加入當地一個學生代購群中，群中每天都有上百條代購資訊，誰有時間誰就接單。“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代購掙點零花錢，讓自己過得舒適點。”
但讓他措手不及的是，2018年8月，一條突如其來的政策消息，讓他還沒來得及通過代購掙到多少錢，就被潑了一盆涼水。這幾乎斷了王穎和胡天的代購出路。“本來現在代購行業競爭激烈，利潤越發少了。如果還要加上稅的話，根本賺不到什麼錢。”王穎表示，“實在不行就轉行吧。”
大代購的焦慮
不敢輕易發貨了，“風聲緊，低調點”
韓林的手機一陣震動，一位國內代理商向他發來幾張Prada當季熱品的圖片：“這顏色訂一個。”
思索良久後，韓林決定不做這筆生意，“沒貨了，暫時緩緩。”同時他不忘叮囑對方：“最近風聲緊，低調點。”
“能不低調嗎，現在不管是從香港還是歐洲發往國內的貨都基本處於被攔截狀態。”12月22日，韓林告訴記者。這是他從事代購10年來，第一次對未來感到如此不安。
2008年，韓林投資60萬，和兩個代購行業“圈內”朋友在香港合夥開起一家專營奢侈品代購的商貿公司。三人分工明確。一位合夥人常駐歐洲，拉攏奢侈品門店導購，組織數十位留學生當買手，隨時搶購熱門商品。另一位對海關熟悉的合夥人負責運貨回國。韓林則在微信、論壇、QQ上推廣銷售、發展國內代理。
那段時間裏，Prada，LV等眾多奢侈品在韓林的運作下，源源不斷地從歐洲流向香港、內地等市場。他也從中獲得不菲回報，“一年能賺到一兩百萬吧，每個月至少是10多萬的收入。”
為了迅速擴大渠道，韓林特意在國內招募了20多位代理商。每天他都會將最新款的奢侈品圖片發給對方，由代理負責在朋友圈宣傳推廣，一旦有客戶訂貨的話，則由韓林直接發貨。
“歐洲奢侈品價格基本上是國內價格的7折，有時候遇到打折季會更加便宜，而我們往往是8折的價格提供給代理。”韓林介紹稱，“這行業就像金字塔般，代理也會找自己的下線。下線越多意味著走貨越快，賺得也就越多。”
2018年8月，電商法即將出臺的消息傳出。原本並不在意的韓林發現，不少自己下線的代理逐漸消失。更讓他惱火的是，以往原本順暢的運輸渠道，如今也變得格外艱難起來。
韓林介紹，“以前發貨通常是使用快遞直郵，速度快且安全。”然而最近這段時間裏，快遞公司對貨物檢查尤其嚴格，稍微超額就會拒收。這讓韓林頗為無奈，“不管是歐洲直郵，還是香港發貨，包裹在國內海關都面臨大概率攔截，不敢輕易發貨了。”
近段時間裏，韓林每天都會安撫旗下代理商和客戶“耐心等待”。為了將貨送回大陸市場，他決定重啟最初由水客帶貨的老方法，先將手中的一批化粧品運送到內地市場。“算是政策實施前的一次試水吧。如果被海關查到，大不了繳納稅款。”
但他的老搭檔趙丹(化名)卻拒絕了韓林的要求。“離電商法正式實施就幾天時間，海關也加大了檢查力度，現在去完全是自投羅網。”12月23日，趙丹向記者坦言，“最近隨時都聽聞各地海關嚴查的消息，沒人敢貿然去嘗試。”
讓代購們害怕的是，人肉背貨一旦被查，不僅貨品容易被海關罰沒，更可能面臨牢獄之災。2014年3月，北京市高院對離職空姐代購案終審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空姐李曉航獲刑三年。該案一審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前空姐李曉航有期徒刑11年，二審發回重審，後改判3年。
“風險太大了，現在先緩緩，今後再説吧。”趙丹如是説。
快遞公司受波及
為留住老客戶不得不降價，未來成本或翻倍增加
12月20日，發完最後一箱貨的劉偉，坐在空蕩蕩的庫房前，抽著煙。
幾分鐘前，他剛結束了和國內長期合作的清關公司的溝通。他希望對方能在1月1日後，仍能以雙方當前的價格繼續合作。但對方委婉地表示，如果貨量明顯減少的話，會重新考慮彼此的合作價格。
“代購如果減少的話，對海外快遞行業也會造成很大影響。”劉偉無奈地向記者表示，“貨量的減少，無法在運輸以及清關公司手上拿到更低的價格，快遞成本自然隨之提升。”
2016年，劉偉在澳洲開設了快遞公司，幫助當地代購將貨發回中國。由於收費便宜，加上清關快捷，他的公司很快成為當地代購們最愛合作的快遞公司。記者了解到，通常快遞公司在接到當地代購準備寄發的貨物，通過當地貨代在澳洲海關通關後發往國內海關，再由所合作的清關公司對商品進行清點，並把相應資料遞交給國內海關，海關再按著資料清點檢查後放行。
“過程並不複雜，但需要打點好每一環節的關係。”劉偉解釋稱，“更重要的是你的貨要達到一定量，對方才願意給你最低的價格。”劉偉算了筆賬：公司快遞費用為每公斤50元，每超過一公斤則按照每0.1公斤收取5元的額外費用。如果按照每次發貨量為2噸計算的話，那麼每次能收取10萬元費用。而每次所需要支付給當地貨代的費用為2萬元，國內清單公司的費用則為每公斤12.5元，2噸則為2.5萬元。“基本上每走一趟2噸的貨物，利潤能賺到5萬元。”
但這並非劉偉最終到手的純收入。為了方便囤貨，他在澳洲當地租賃了一個約為700平方米的倉庫，每月租金需要支付2.8萬元，加上物管、水電等費用，以及2萬-3萬元的人力成本，每個月固定支出近6萬元。這意味著，他每個月必鬚髮二三趟貨，才能從中獲利。
“現在華人快遞公司越來越多，服務都差不多的情況下，我們通常會選擇最便宜的一家進行合作。”12月23日，王穎向記者表示，“畢竟代購就是個賺差價的行業，沒辦法接受太高的快遞費用。”
為了留住老客戶，劉偉不斷降低價格，“基本老客戶就是40元一公斤，而如果每週都會寄上百罐奶粉的大客戶，價格可能會減少到30多元。”
最近讓他擔心的是，隨著電商法的實施，澳洲當地眾多小代購陷入對未來的恐慌，以及是否轉行的擔憂中。而一旦代購減少，自己發貨量必然也會減少。
“這就是個金字塔階梯式的價格差別。”劉偉向記者表示，只有貨量越大，才能在貨代以及清關公司手中，拿到最低廉的合作價格。如果一旦長期出現貨量減少的情況，未來合作價格肯定會翻倍增長，“到時候要麼自己少賺，要麼只能增加在代購郵費上。”
代購們的未來
行業趨於正規化，堅守or退出？
電商法實施後，或許中小代購很難生存下去。
“電商法的實施，對C2C模式的個體代購影響最大。”12月23日，王穎向記者表示，“個人代購將迎來洗牌的局面，明年或許將減少近50%的從業者。”
幾天前，王穎在客戶群中宣佈，自己很可能會在電商法實施後退出代購圈。卻收到眾多客戶挽留。“大家都希望我繼續做下去。”王穎説，“但沒辦法，再做下去不但利潤越發微薄，更可能隨時被查。”
“一直以來，海外代購成本低，國內需求量大，催生了一大批海外代購從業者。對於走量較少的代購，本來利潤就不多。一旦開始交稅，其生存空間自然就變小了。”12月24日，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分析稱，“《電商法》實施前，代購的利潤點在於免交關稅、消費稅等，也是和以往的執法依據不夠明確、執法程度不夠到位有關。但《電商法》明確規定代購辦理主體登記及納稅問題，成本自然就上去了，價格也會相應地上調，其優勢也會減少。”
但曹磊同樣認為，《電商法》並不意味著代購被判了死刑。電商法並沒有禁止個人代購。政策的出臺能淘汰掉行業內不正規的“小代購”，有利於市場的良性發展。
“一旦將走私、水貨，以及避稅的非法代購都打掉的話，市場就是陽光的了。”12月24日，國內知名跨境電商平臺波羅蜜聯合創始人許勝向記者表示。
2015年7月，主打日韓商品銷售的波羅蜜平臺創立。“我們在這3年時間的發展中，曾多次遭遇市場中所涌現的水貨、避稅商家的價格衝擊。”許勝説，代購市場中屢屢發生的假貨、低價等亂象對行業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讓他極其不滿。
“電商法之前，很多是個人店舖，很難監管和普查。電商法出臺之後，明確從業的必須是法定代表人，降低了違法運作的隱蔽性，增加了違法成本。”許勝向記者表示，“更重要的是，給合法商家提供了更公平公開的競爭環境，以及給消費者帶來更安全和可信的市場和商品。”
“如果真要收稅，那就選擇不做了。每個月大不了還是去找份工作，或者給一些跨境平臺做買手。”胡天説，如今他身邊的同學都開始逐漸退出代購圈，之前所加的微信群，人數也從100多人減少到70多人。“有時間的話，幫朋友或者老客戶買點東西就是，就當義務幫忙吧。”
“很多朋友都決定轉型。”12月24日，在日本工作的張思(化名)稱，在日本已生活3年時間的她，此前在工作之餘一直做著藥粧代購。
此次電商法出臺後，張思曾在網上查閱了各種政策解讀和分析。在她看來自己入行只是為了賺點零花錢，如果代購法實施起來的話，自己只能選擇轉行。“不可能為了代購特意去註冊公司。”張思説。
張思稱，此前自己身邊有30多個華人朋友在做代購，如今有10多個已經決定不再從事代購生意，剩下的人則處於觀望階段，“到時候還是看政策實施情況，寬鬆的話看能不能繼續‘鋌而走險’，實在不行的話就轉行吧。”
韓林也開始計劃將主要市場搬離國內，“之前有不少香港本地，以及韓國等地的客人。如果國內市場越發嚴格的話，先看能不能轉移到這些市場當中。”
決定“堅守”的還有威爾士人理查德，他曾在中國工作過一段時間，自2016年回到威爾士後，就一直在經營自己的代購生意，如今已有300多個固定客戶，每年能通過代購賺到20多萬元。
“我該怎麼辦？”理查德如今正托國內朋友四處打探消息，“不知道未來，一切都看2019年的情況了。”（覃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