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論中國經濟為什麼行：高儲蓄

　　中國經濟為什麼行之三

　　深入探究中國經濟為什麼行，不僅有利於我們堅定自信、把握規律、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而且能為人類經濟發展理論和實踐創新作出中國貢獻。繼1月30日、3月10日理論版之後，本期觀察版再推出一組文章，從總佈局、宏觀調控、支撐要素、農業基礎、發展戰略等角度深入解析中國經濟奇跡的根由。

　　——編者

　　不斷完善建設總佈局

　　經濟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總佈局的一個方面，經濟建設成就的取得與總佈局的其他方面密不可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決不是孤立地搞經濟建設。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只搞經濟建設，而是從“三位一體”到“四位一體”再到“五位一體”，在經濟發展水準不斷提高的同時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發展，才創造了令世人驚嘆的經濟奇跡。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其核心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佈局。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努力實現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使人民生活水準快速提高，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推進。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延續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的總佈局，成為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戰略部署和基本框架設計。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進，我國在經濟活力得到激發、“黃金髮展期”特徵顯現的同時，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分層凸顯、社會結構變化等新情況。對此，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以社會管理創新為核心的社會建設被提到新的高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佈局由“三位一體”擴展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

　　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的弊端凸顯，經濟發展中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問題以及由環境惡化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方面。黨和國家一貫重視生態環境保護，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的高度，明確提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佈局。這是適應發展階段變化、順應人民群眾期待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是對治國理政理念的極大豐富。

　　經濟發展水準越高、關係越複雜，經濟建設就越需要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建設的協同配合。從“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到“五位一體”總佈局，我們黨不斷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斷提高駕馭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豐富了治國理政的方針與思路，優化了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實踐。從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到豐富百姓的精神世界、文化生活，再到建設生態文明、改善人居環境，執政為民的理念始終蘊含其中並不斷昇華。從全能型無限政府轉向服務型有限政府，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增長，從強調GDP的龍頭指標作用到告別“GDP崇拜”、倡導和推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國的發展導向更加適應於人的全面發展，政府的職責更加明晰、工作更加高效，黨的執政能力穩步提升。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我國成為全球表現最好的主要經濟體。這固然得益於我國處於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多種力量的綜合支撐、城鎮化空間較大以及市場迴旋空間大等因素，但更關鍵的是由於我國經濟發展有社會主義建設總佈局為依託，因而更為穩固、堅韌。(作者 賈康 程瑜 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三農”是中國奇跡的強大支撐

　　1979年到2013年，我國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9.8%，佔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7%上升到12.3%，而農業在國內生産總值中的比重卻從28.2%下降到10%，但這並沒有改變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我國有十幾億人口，如果我們自己解決不了吃飯問題，沒有誰能救得了我們，更談不上創造經濟奇跡。1978年到2013年，我國總人口增長41.4%，但每人平均糧食擁有量依然增長39.8%。我國每人平均擁有的棉花、油料、糖料、肉類、奶製品、蔬菜、水果、水産品等産量實現了成倍乃至上十倍的增長。

　　我國農業成功的奧秘在於全方位持續推進改革創新。我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農業經營體制入手的，而農業經營體制改革是以保障農民經營自主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已在農村普及，但改革的步伐並沒有停止。在對農村集體土地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的制度創新推動下，到2014年6月底，全國已有近26%的農戶全部或部分轉讓了承包耕地的經營權，流轉的土地經營權面積佔全國農戶承包耕地總面積的28.8%。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依法、自願、有償流轉，使多種形式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在各地蓬勃發展起來。在東北的黑土地上，由上千農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起來的合作社，其經營規模和作業的機械化程度與任何農業現代化國家相比都不遜色。在江南農村，通過流轉土地經營權發展起來的家庭農場，儘管耕地的經營規模並不顯眼，但不少農戶可獲得與城鎮居民不相上下的收入。更多的農戶則通過購買農業社會化服務，在有限的耕地上實現了現代農業技術和裝備的應用。

　　農業科技快速進步對農業發展功不可沒。2014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達55.6%，其中使用良種對農作物單産提高的貢獻率為43%以上。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的綜合機械化率已達61%。2014年10月，國家有關部門對袁隆平院士主持的大面積超級雜交稻試驗田現場實測獲得平均畝産2053.4市斤的佳績，使人們看到了我國農業科技進步的巨大潛力。

　　農業支援保護體系逐步完善對農業發展發揮了保駕護航作用。自2006年起，國家徹底免除了對農業生産的各項稅收，使農民每年減少支出1350億元左右。與此同時，國家不斷加大農村水利、交通、電網、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極大改善了農村的生産和生活條件。國家自2004年開始實行對糧食等主要農産品(14.71, 0.00, 0.00%)生産的直接補貼政策，同時對小麥、稻穀等重要口糧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制度，有力調動了農民糧食生産的積極性。

　　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建設加快了農業現代化和農民增收進程。到2014年底，全國農村轉移到非農産業和城鎮就業的勞動力達2.74億人，已超過務農勞動力的總量，其中到城鎮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超過1.7億人。這不僅為我國非農産業和城鎮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為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創造了條件。2014年，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其中39.6%來自工資性收入。全國農村已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城鎮居民接軌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初步織就農村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安全網。

　　當前，我國農業發展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和壓力，突出表現在農業生産成本持續上升，導致主要農産品國際競爭力下降；農業長期粗放發展超出了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對此，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年初發出的中央1號文件都明確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這就是堅定不移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從主要追求産量增長和拼資源、拼消耗的粗放經營儘快轉到數量品質效益並重、注重提高競爭力、注重農業技術創新、注重可持續的集約發展上來，走産出高效、産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只要沿著這個方向，堅持以農民群眾為主體的全方位改革創新，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必將繼續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撐作用。(作者 陳錫文 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

　　宏觀調控保障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的宏觀調控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1949—1978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宏觀調控為恢複國內生産、增加財政收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作了探索；1979—1991年，在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宏觀調控開始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主要是應對短缺經濟面臨的較大通貨膨脹壓力；1992—2006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時期，宏觀調控主要依靠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努力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四大目標；2007年至今，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背景下，宏觀調控主要致力於解決經濟發展中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不難看出，在每個發展階段，宏觀調控對於經濟運作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作用主要體現在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産力佈局優化，緩解經濟週期性波動影響，防範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等。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更大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宏觀調控的難度不斷加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不斷改善宏觀調控方式，寓改革于調控之中，著力破解一系列“兩難”問題。例如，針對房地産調控與穩定經濟增長的“兩難”問題，對房地産調控從應急式短期供需管理轉向用長效機制實現有效管理；從單邊需求調控轉向供給與需求平衡的雙向調控，既遏制投資、投機性需求，也加大熱點地區的市場供給和保障房供給；從偏重行政調控轉向綜合市場調節，發揮市場在商品房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從“一刀切”式的調控轉向差別調節；構建住房買賣市場與租賃市場相協調的住房市場結構，引導住房梯度消費；等等。針對提高勞動者收入與企業生産經營成本上升的“兩難”問題，提速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以“提低、控高、擴中”為主線，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等舉措縮小收入差距。同時，大力簡政放權，鼓勵創業創新，為中小微企業減負，通過減稅、減費緩解企業成本上升的壓力。針對資源價格改革與物價調控的“兩難”問題，著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轉變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這些宏觀調控思路和舉措有力保障了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宏觀調控既是科學也是藝術，需要高超的駕馭能力和技巧，把握好時機、方式和力度，使各項目標、各種手段有機協同、互補平衡。在應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國際經濟問題中，我國宏觀調控積累了寶貴經驗，主要是：儘量少用應急之策、多用長效治理，在調週期的同時重視調結構；在財政政策運用上，少補貼、多減稅，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扶持中小微企業；在貨幣政策運用上，少用額度管理，多用定向調節；在政策工具使用上，少用行政措施，多用間接手段，用“有形之手”維護公平秩序，用“無形之手”激發市場活力。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宏觀調控應努力實現四個目標：一是穩增長、調結構，保持經濟總量平衡。這是經濟增速換擋期和“三期疊加”階段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二是防範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三是營造創業創新的良好環境，塑造新動力，引領新常態。四是寓改革于調控之中，精準發力，實施定向調控，堅持區間調控。更加關注深層次結構矛盾，對可能導致經濟發展偏離合理區間的重要因素進行預調微調。(作者 辜勝阻 吳瞳 單位：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武漢大學)

　　用好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原因就在於通過持續不斷的改革開放，激發了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動員和用好了經濟發展的要素。這裡以儲蓄和投資為例作一簡要説明。

　　儲蓄和投資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儲蓄短絀，用百姓語言説就是缺錢。1958年的“大躍進”之所以給國民經濟造成重大損失，就是因為“躍進”所需的投資遠遠超出了儲蓄可以支撐的水準。因此，動員儲蓄以支撐高水準的投資，藉以啟動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並確保日益增加的適齡人口就業，就成為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換言之，如果説中國經濟奇跡得益於人口紅利以及工業化和城鎮化，那麼，這些因素發揮作用的基礎則在於儲蓄率和投資率的穩步提高。

　　動員儲蓄的要義，就是向企業和居民提供穩定預期、足夠激勵和有力支撐，使其能在當下和未來的消費之間作出理性選擇。這種激勵框架唯有通過市場化改革方能達成。

　　從資源配置的決策過程看，改革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政府向企業和居民分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向大眾創業的市場經濟；二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權，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我們對改革目標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採取的是漸進步驟，從而保證了經濟轉型沿著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徑平滑展開。

　　漸進分權改革創造了顯著經濟績效。1978年我國儲蓄率僅為38%，2008年上升到51%左右且保持至今。與之對應，投資率從1978年的3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近44%且保持至今。平均而言，30多年來我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分別達到39%和38%左右，遠高於同期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歷史上高速增長時期的發達國家。正是如此之高且持續如此之久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支撐我國創造了30年間GDP年均增長近10%的奇跡。

　　高儲蓄和高投資啟動並持續推動工業化進程。我國工業化雖可從蘇聯援建156個工程項目算起，但全面工業化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推進的。以非農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為尺規，1961—1978年的18年，這一比重由22%上升到29%，年均提高不到0.4個百分點；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這一比重由30%上升到70%，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由於非農業人口的儲蓄率普遍高於農業人口，工業化反過來成為提高儲蓄率的有力引擎，並與投資的提高形成良性互動。

　　高儲蓄和高投資支撐並持續推動城鎮化進程。我國城鎮化無疑是改革開放後才啟動的。1978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之比僅為17.9%，1993年城鎮人口占比上升到27.99%，15年上升了約10個百分點。1994年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全面展開，城鎮化進入快車道，城鎮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8.5%躍升到2014年的54.77%，20年上升了約26個百分點。

　　城鎮化與工業化是密不可分的。我國城鎮化顯然是由投資引領、由工業化引致的。城鎮化跟隨工業化展開，造成了城鎮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局面。但這不僅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弊端，反而正是成功之處。因為，它遵循的是投資增加—産業發展—就業增加—人口集中—儲蓄增加—城市發展—投資增加……的自然發展過程。這一過程保證了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獲得就業崗位，從而避免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大城市無序膨脹、貧民窟觸目驚心的嚴重社會問題。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高儲蓄依然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和應對複雜局面的堅實基礎。我們需要依託它繼續推動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解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衝擊。同樣，我們也需要依託它來應對諸如國際遊資跨境大規模流動帶來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抵禦外部經濟衝擊，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作者 李 揚 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從“三步走”到中國夢

　　在不同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根據人民意願和事業發展需要，提出具有科學性、導向性和感召力的奮鬥目標，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推進國家建設的一條重要經驗。改革開放以來，從“三步走”發展戰略到中國夢宏偉藍圖，黨提出的奮鬥目標有力地引領中國人民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並將繼續創造中國經濟發展奇跡。

　　“三步走”戰略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改革開放後我們黨提出的第一個現代化發展戰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次年，鄧小平同志提出到20世紀末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是達到小康。小康目標從中國國情出發，用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來衡量，使現代化目標更為清晰。1987年，鄧小平同志完整概括了“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同年，“三步走”戰略寫入黨的十三大報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産總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産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在“三步走”戰略指引下，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到2000年，我國總體上步入小康社會，“三步走”戰略的前兩步如期實現。從新世紀(126.27, 11.48, 10.00%)開始，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新階段。

　　實現第三步目標要比前兩步困難得多。我國剛剛跨入小康社會的大門，所達到的是低水準的、不全面的、發展不平衡的小康。第三步怎麼走？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黨的十七大報告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規律，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對我國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一步細化了“三步走”戰略的第三步，並把目光投向更遠的民族復興願景。黨的十八大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標誌著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進入最後的關鍵階段。

　　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中國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形象表達，它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統一起來，是對“三步走”戰略的重大發展，開啟了我國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新征程。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找到了圓夢的正確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同志指出：“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從“三步走”戰略到中國夢，是黨和國家發展經驗的積累、治國理政戰略的傳承，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今天，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正在展開，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新的內涵和動力，使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上充滿自信。(作者 張佔斌 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